原标题：周放生：解决国企共性问题还需从改制入手
本报记者商灏北京报道
审计署对十多家国企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已经公告天下，这让人们再次看到，大型国企久已存在的投资屡屡造成巨亏、违规招标、滥发福利等所谓三大共性问题依然不断发生，且涉及的违规金额依然巨大。而国资委多年来一直声称要建立的解决国企共性问题的所谓长效机制、治本之策究竟何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解决根本问题，还需从改制入手。这并非是说一改就灵，一改治百病，但改总比不改好。改制之后，国企共性问题不可能杜绝，但一定会比现在少。我们不能指望“一口吃成个胖子”，但我们总要每天都有进步，再过十年，问题就会少多了。
共性问题乃体制弊端
《华夏时报》：对于审计署最近公布的十多家国企的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外界有很多议论，并认为这一针对大型国企的“审计风暴”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几乎空前。你对此作何解读？
周放生：国家审计署审计出的部分大型国企投资屡屡造成巨亏、违规招标、滥发福利等共性问题久已存在。
我们看到，国家审计署对国企进行年度财务收支审计，从李金华担任审计署长时期就已经开始，现在的审计行动应该是过去行动的延续。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类审计已经成为常规，审计署每年都会针对不同国企年度财务收支状况进行审计，每年都会发现这类问题。外界若将其与力度空前的反腐行动相联系，或许会感觉有些惊异。但其实那只是规定动作，只是此次反映出的问题不同罢了。
我相信对国企进行年度财务收支抽查审计已成为一项制度，将会长期进行下去。当然，这种审计有“规定动作”，可能也会有“自选动作”。审计署可能会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和根据中央要求或布置，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审计行动。但外界或许不必作特别解读，而应将其视为常态化的审计行为。
《华夏时报》：有些事情反复不断发生可能隐含着深层次因素，人们不能不质疑，大型国企久已存在的投资屡屡造成巨亏、违规招标、滥发福利等所谓三大共性问题为何至今依然不断发生，且涉及的违规金额为何依然巨大？
周放生：审计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一种制度，严格说，对任何企业进行审计，都可能发现问题，在这里似乎不应特别强调所有制因素。只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发生问题的特征有所不同。民企更多发生的可能是行贿，外企更多发生的可能是偷税漏税或转移利润以及行贿，国企更多发生的投资屡屡造成巨亏、违规招标、滥发福利等所谓三大共性问题可能最具有国企特征。
对于投资屡屡造成巨亏问题，应该看到，投资本身就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有可能造成投资失误，但国企投资失误超过了正常状态，其原因由来已久。国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习世界银行提出的一套投资规则，要求任何一项投资，都要做可行性研究报告，然后经过一系列决策程序之后，再投资。但问题在于，所提交的可行性报告，相当多数都是“可批性报告”，即为迎合上级意图以获批准而写就的报告，这种报告也被称为“钓鱼报告”，即以迎合上级意图为手段，从而获得上级所掌控的资金。国企乃至地方政府，通常都会采用这类做法争取上级批准从而获取资金。大家都在“钓鱼”，而且都是“钓鱼”高手。我当年就参与写过这类“钓鱼报告”。这是体制弊端所致，审批者对结果不负责任，投资者同样可以不负责任。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上到下，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依据这种“可批性报告”或“钓鱼报告”去做投资，怎能不产生失误？更关键问题在于，投资决策者和执行者个人都不对投资最终后果直接承担经济责任。成功了自不必说，失败了，就叫交学费。交一次两次学费可以理解，若不断重复交学费，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机制问题所致。民企投资决策者因为必须对投资亏损直接买单，因此其失误相对较少，国企投资亏损最终却是由全民买单，因而容易有屡屡的失误出现。
混合所有制一招制胜
《华夏时报》：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周放生：我曾在所参加的一些董事会上尝试提出，对会上提交讨论的某些所谓好的投资项目，建议董事会给予项目管理执行团队30%股权，条件是该管理团队成员须以个人资金入股，国有资本占股70%。面对这一建议，如果项目管理团队不表态，则该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就很可能是个“钓鱼报告”。反之如果该管理团队表态说愿以身家性命投入做好项目，以取得报告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效益，我就会建议董事会批准这一项目。我多次试过，这个办法其实是决策投资项目的试金石，其实质就是混合所有制模式。从更高层面上看，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才是解决国企投资屡屡巨亏的根本之策。
混合所有制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尤其项目管理团队自己要投入真金白银入股，如果每一个投资项目都有管理团队入股，再加之民营资本投入，就会减少投资失误发生，因为这是人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