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港一直是香港普选讨论中的热门话题，日前建制和泛民一众议员包括曾钰成、刘慧卿、叶刘淑仪、李慧?出席一个政改论坛，一度围绕“爱还是不爱”各自表述，激辩中火花四溅。
传统上，建制派又称为“爱国爱港”阵营。今年四月在访沪立法会议员座谈会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明确表示，“从来没有讲过所谓泛民阵营的人士都不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说“我爱国爱港到爆”。就连佔领中环的发起人戴耀廷出席《城市论坛》，亦斗胆宣称他比在座的人士更爱国爱港。
那么究竟有没有标准去衡量“爱国爱港”？在香港普选讨论白热化、特区政府即将公布普选方案、佔中运动“622”公投如箭在弦之际，釐清“爱国爱港”这一关键概念，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爱国爱港三客观准绳
诚然，爱港爱港很难用法律条文列明，“爱”在基本法中也很难有清晰定义。但这不等于爱国爱港没有客观准绳，从大原则来概括，主要有三条：一是要拥护香港回归祖国，二是遵守基本法，三是不做损害香港和国家利益的事。我们不能“一竿子打沉一船人”，把泛民都归类为不爱国爱港，但如果把如上三条看作是一面镜子，则不论你来自什么阵营，属于何种政治光谱，自己心知肚明是否爱国者。
香港有一些非常活跃的政客，严重低估公众的智慧，以为爱国爱港作为法律或社会学的概念难于定义，就可以鱼目混珠，甚至颠倒黑白。有“一代史家”之誉的爱国者蔡东藩曾经说过“自以为举世可欺，听其言而观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见”，是对这一类自作聪明者的深刻解剖。
爱国爱港绝非公民党议员毛孟静所指控的“语言僭建”，而是对行政长官履行职责实实在在的要求。说白了，中央之所以高度关注香港行政长官提名程式，就是担心有一个听命华盛顿或伦敦多于听命北京的候选人出现，而选民不知袖里玄机，选出一个英美利益在香港的代理人当特首，势必危害“国家安全”。
事实上，“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4年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就谈到，“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何谓“爱国者”？邓公也早有界定，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復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贊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以上这些超越时空智慧的论述，见诸于香港回归之前就已编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爱国爱港没讨价空间
香港有不少政治人物，比如刘慧卿，声称“爱国爱港但不爱党”，行吗？邓小平同样提前给出了答案，他说“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也就是说，建制和泛民派，并不是敌我矛盾，应真诚团结，但前提是共同守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光从口头上说还不够， 必须从“心”开始。心口不一，就会在公众眼中原形毕露，正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所说“老百姓心里有桿秤”，或者如民建联副主席叶国谦所言“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把尺”。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所以设计特区行政长官的普选方案，除了要考虑选举制度本身的公平、公正，必然要考虑相关的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从这个角度来看，爱国爱港是一个没有讨价还价空间、没有迴旋馀地的原则。
（编译自《中国日报》香港版署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