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的涌入让这里的小区都洋溢着白手起家的理想主义味道。2008年奥运年前后，京城房价开始一骑绝尘，几乎每一个坐过地铁的人都见到了那一系列橙色的地产广告，“这里有你和你想要的生活”。
这一年，在未来将要成为罗永洁的邻居的北漂里，来京9年的陈红琳已经搬了11次家；为了节省房租，陶晓红一家三口从五道口——清华——来广营——奶子房——通州一路迁徙；刘兴拿着北京户口，一直在申请两限房，总是排不到号；徐程年和白苏是一对来自河南的80后情侣，是在天通苑的一处群租房里认识的。那套房二百多平米，切割成十来间，最高纪录住了32个人。一天晚上，下了班的白苏正在路边吃麻辣烫，熟人走过来说：燕郊的房子特便宜，（首付）一万买一居，两万买两居。白苏兴奋得几乎睡不着，于是半夜正在公司加班的徐程年接到了她的电话：我们买房吧！
绝大多数的他们，身上都带着被北京碾压过的痕迹：限购令、高房价、群租房和地下室治理、户籍制度引发的教育问题、房租连续上涨57个月（截至2013年10月的势头）以后的不堪重荷……
如今，燕郊已有大大小小120多个楼盘，人口60多万。单在燕顺路上，便排列了20多个大盘，可容纳20余万人。而在2007年前，燕郊只有10余万人。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往往以开发商交楼为节点——比如在行宫东大街派出所管片范围内，今年还将有5个居民小区落成，估计人口至少增加10万人。
祝婧琦是位于燕郊的三河二中的学生。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为了祝婧琦的高考资格，一家迁居燕郊。一天，地理课上，祝婧琦学到：按人口标准划分，50到80万人口即大城市。地理老师宣布：“按这个标准，小镇燕郊已经算得上‘大城市’了。”
一颗“定时炸弹”？
小镇的现代化膨胀正在和它原有的市政配套短兵相接。
今年4月，曾经走访过北京周边几百座垃圾场的摄影师王久良来到燕郊南城的垃圾场。这也是燕郊唯一的垃圾场。他“震惊地”看见这个7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已经堆了至少4米高的小山头，垃圾的堆体攀越铁篱笆向外扩张。垃圾场边，划破的塑料袋像经幡挂在白桦树的枝桠上迎风招展。而两年前，这个垃圾场还是平的。
“相当于两年时间，增加了20万立方的垃圾。”王久良说。
按燕郊规划部门的设想，这里得建个垃圾焚烧场——可是“好些老百姓不理解这事，很难建”。垃圾清运的工作量也相当于原来的十倍。环卫队从原来的几十个人增加到现在的八百多人，还是不够。
当然，垃圾毕竟在家门外，目前居民们更为家务事所困扰。
自来水——燕郊有水厂两座，日供水能力7.2万吨，但是现在高峰用水量已突破9.5万吨，一位燕郊网友遭遇的现实是，“饮水机水刷牙，去单位洗脸，在家还不能洗澡”。为此，燕郊自来水有限公司不得不在炎炎夏日到来时，向六十多万受影响用户写道歉信。
供暖——七年前，这里供暖面积280万平方米，目前有1300万平方米的需求量。2008年，负责协调供暖问题的规划部门每天都得接待好几批群众上访，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维稳办”。
直到2013年冬天，低温供暖甚至没有暖气也是常态，星河185小区已经连续为此拉横幅维权两年无果。于是这个定位“国际中心”、“高尚配套”的小区里，一家人只好穿着羽绒服在家里走来走去。
至于用电紧张、随时跳闸的情况，现在已经缓解许多。祝新宇一家刚搬来燕郊的头几年，基本一两个月停一回电。有一次停电停得旷日持久，中学生祝婧琦还遐想：要是学校也停电就可以不上晚自习啦！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老师说，学校走的是北京电，永远不可能停电。
治安问题和教育问题也让燕郊头疼。
在福成五期，人口从拆迁前的不到三百户一下子发展到两万多户，负责的警察仅有一位，他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说：要想把这两万多户人家走访完，就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走访10户，也需要近6年时间。而警员编制问题隶属河北省政府，不是三河这个县级市能说了算的。燕郊不得不大量招纳协警，以免“成为北京周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燕郊小学生的数量从2007年的9000多人到目前的23100余人，负责教育的社会发展局不断新建、改造小学，可学位仍很紧张，尤其上上城旁边的实验小学，有时一个班上甚至挤了七八十名学生。老师只好戴着耳麦上课。教育部门力求保证的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书念”，可来自北京的家长更在意这个小镇的教学质量。
燕郊自身也在考虑做强做大的问题，他们的目标是全国百强县之首江苏昆山，已于2013年开通中国首条跨省城铁直达上海。前些年，三河市组织培训常去昆山，干部们每次回来都很感慨：学什么，根本学不了！
首先就是交通。对于这个与北京一河之隔的小镇，没有任何问题会比交通更致命——这里只有两条路可以抵达北京，尤其是102国道，每天早晚高峰，等车的人头黑黝黝像水草般起伏摆动，车流纵横着交织在一起，堵得像北京国贸。
原本沿煤矿路一路向西北可以到达北京，但今天，一堵土墙封住了煤矿路在北京境内的去路。北京有关方面表示，“人手紧，这条路至今没有设置检查站，只好在交界处垒墙封堵”。据河北相关部门显示，目前河北与京津之间仍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
而造成这些路障的原因——若干年的行政壁垒。在潮白河两岸，北京与燕郊的差别泾渭分明：河西首都的农民养老补助是河东燕郊人的5倍，绿化财政补贴也是燕郊的5倍；同为重度缺水地区，河北需要将60%的水资源供给北京；在接壤地带，哪怕通州、顺义区的区长，也是厅级干部，而燕郊最高级别行政官员——燕郊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只是个处级干部……
这导致了很多时候，对话无法进行。现已退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主任牛凤瑞记得十多年前去上海开会时，“上海的同志在讨论江苏昆山，他们想，昆山发展起来了，抽穷了上海郊区怎么办？”
如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正面临着长三角十几年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