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先生曾经尝试过西方式的多党制，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表面上看是军阀或者党派之争，但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当社会还不能接受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必然失败，不管其以何种方式。中国政治历来有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在中国人看来，皇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即帝制。现在这一统一的权威是组织，就是党，或者党权。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老百姓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
中国深厚传统文化表明，中国的政党很难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前面说过，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则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也就是说，尽管从结构上，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党权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现代党权具备开放性。传统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党权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4 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
从开放性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涵盖三个主要的领域。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已经涉及到两个最重要的领域，即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和社会民主。此外，开放性也必须体现在政党和社会的连接领域。
就竞争或者党内民主来说，现在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党内集体领导、票决、权力交班等。这些是最基本的。如上面所讨论的，党内民主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党的开放性。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过程，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和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就会产生冲突。
如何维持党的开放性？中国已经有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公务员系统的考试制度录用人才。这和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类似。当然，这条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制度本身的开放性。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吸纳社会精英。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大都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不足，一旦官僚化，政党就可能失去和社会的关联点。执政党如何实现向社会开放？这可以向新加坡学到很多经验。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人民行动党能够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主要是依靠开放。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非常深远。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第二，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要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在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方面，开放政治不仅要继续鼓励和推动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包括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现在把社会民主仅仅理解成为选举是不够的。实际上，在地方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制度建设，或者说治理制度。
从村级民主实践来看，光有选举很难出现有效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说，在地方层面，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更具有相关性。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