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选行政长官方案之争，实质是如何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央关系之争，特区政府应当引导香港社会各界，从认识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入手，谋求政改共识；进而推动700万市民思考香港应当怎样建设和发展与国家的关系。
2014年5月16日，新力量网络研究总监、城大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健民在《明报》发表《泛民究竟在争论什么？》（简称叶文），分析“泛民主派”关于“公民提名”与“非公民提名”的争论，一针见血地揭示：“表面是政制方案之争，焦点看似放在公民提名问题上是否可以让步的歧见上。但政改的争论，意义远远超过我们能否有真普选、民主如何实现的问题。我们决定支持哪一个方案，其实也同时选择怎样去处理特区和中央的关系，这个才是香港长远管治更为关键的问题。摆在眼前的并不是方案之争，而是我们希望今后以何种方式去与中央政府互动的抉择。”
叶文还说：“激进派所主张的，是不认同中央对特区事务享有主导权，拒绝完全接受《基本法》的框架，否定‘一国为先’的前设，背后也有深层的对共产党的排斥敌视，认为中港共处之道在于河水不犯井水，愈少往来便愈好。相对来说，温和路线接受了现存的宪制局限，对于中央政府虽然仍有各种批判，但多少对她还有一丝近乎天真的寄望，认为尚有讲道理的空间馀地。”
“泛民”首次承认政治基本矛盾
这是迄今我所读到的意识形态倾向于“泛民主派”政治团体的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第一位承认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存在?分歧和对立，虽然没有使用那样的表述。
之前一个月，4月16日，公共事务顾问卢子健在《明报》发表《香港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已然指出：“在泛民方面，确实是多谈两制，少谈一国。泛民要突破‘阴乾’的困局，首先是要突破思想的局限”，必须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以看作另一位不仅意识形态倾向于“泛民主派”而且同其中一个政治团体有组织联繫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反映，诚然，相比较，不及叶健民教授的分析具理论色彩。
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中央
本栏5月22日《深刻理解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指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表现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前者是指爱国爱港阵营与“拒中抗共”势力的对抗，后者是指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在人心回归与相信西方政治制度之间摇摆或挣扎。这是对香港政治全局的基本认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随?香港政治进入决战阶段，诚如叶文所揭示，“拒中抗共”阵营不可避免地呈现分裂，而焦点正在于如何对待国家和中央。
叶健民对于“泛民主派温和路线”是不满意的，他批评：“温和的路线，可能意味?我们在核心价值问题上的退让，不知不觉间接受与内地的一套行事方法，有令我们引以为傲的各种制度资产（如法制人权、廉洁奉公）慢慢被侵蚀的危机。”这毫不奇怪，因为，所谓“泛民主派温和路线”不可能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指明出路，叶健民本人也无法超越其思想的窠臼。然而，能够直面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在“泛民主派”内部的反映，终究是值得肯定的。
只有承认矛盾，才能解决矛盾。5月15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宣布，今年底将启动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第二阶段公众咨询，届时，就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组成、提名产生行政长官候选人程式以及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出闸”门槛等重点提出若干方案收集社会各界意见。然而，不能不指出，至今，也许是为了营造和维持“有商有量”氛围，特区政府不敢触及普选行政长官问题必定暴露的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政务司司长和她的同事不会不看到，即使他们否定“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和“三轨制”是以非常委婉的语气，却招致反对派──不论“激进派”还是“温和派”──同声指责。希望特区政府明白，既然关于普选行政长官方案之争实质是如何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央关系之争，就应当引导香港社会各界从认识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入手谋求政改共识；即使因为反对派顽固而无法取得突破，也会推动香港七百万居民思考已然回归祖国的香港应当怎样建设和发展与国家和中央的关系。
从根本问题入手谋共识
叶文没有说明“温和泛民主派”包括哪些政治团体或组织，从该文以5月6日“佔中商讨日三”引发的争议作为分析起点看，似乎包括民主党。但是，面对形格势禁的政局，民主党不可能同“三轨制”分手，意味?“温和泛民主派”只能局限于若干“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至多加一个小政治团体民协。尽管这一“温和泛民主派”同“泛民主派主流”有所分别应予鼓励，但是，毋须赘言，解决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不可能依靠这样一个缺乏政治能量的松散组合。
也必须指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同样反映在爱国爱港阵营内部。若干政治团体开始动摇，其若干领袖人物甚至向反对派示好。即使基本政治立场稳定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不乏贊同“低门槛”者，被他人不怀善意地冠以“温和建制派”。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