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廼强
“一国两制”是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之下，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中国，对在1997年之前150年一直由英国管治的香港，授予举世所无的高度自治权。正因为这样的模式，在中国前所未有，我们只能在实践中学习，随着我们对“一国两制”的认识逐渐丰富，很多以前考虑得不够细緻的做法和政策，都会被微调。
在回归初期，我们有人把“回归祖国”过于简单化地理解为法理上的回归，以为换上区旗、把“皇家”字眼去掉，回归的工作就完事了，忽略了制度上的配合和支援。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带着几个亲信接手英国遗留下来的庞大管治机器，结果可想而知。他任内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都不能只怪他个人。在回归以后到2003年大游行中间的一段时间，中央政府对“干涉香港内部问题”的指控过分避忌，甚至一度大量裁减驻港人员；内地各个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非不得已也甚少和香港公务员交流接触，认为“一国两制”就是“不干预”。
事实证明，“回归祖国”不是“马照跑、舞照跳”那么简单。“回归祖国”牵涉经济、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种种迹象显示，对于过去一段期间“一国两制”形势急速恶化，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缺乏意志和能力去直面，中央政府被迫开始亲自下场，为特区政府收拾残局。
“知法犯法”应适当加大刑罚
5月20日，全国港澳研究会的两位内地专家王磊和陈欣新主动约见在北京的本港传媒，评论本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撤销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及人民力量陈伟业在三年前“七一”游行部分罪名和刑罚的决定，认为判决过轻。北大法学院教授王磊指出判刑要考虑犯事者动机，如果是“知法犯法”，故意挑战法律，应该适当加大刑罚。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室主任陈欣新表示，撤销黄毓民和陈伟业的监禁缓刑，令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变得与随地吐痰及乱抛垃圾的判罚差不多，为市民带来错误的信息。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半年前成立，我也是成员之一。研究会会长是港澳办前副主任陈佐洱，副会长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港人对他们应该都比较熟悉。机构的成立本身，就意味着内地对港澳事务关注程度进一步提升，并愿意投放更多资源组织深入和持续性研究，寻找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的科学性方案。
王磊和陈欣新这次发言，友善地提醒了特区的律政司和法院，必须考虑到法律问题的社会影响。三年前“七一”游行的违法行为今天我们许多人或许都已经忘记了，但它的判决牵涉到社会的整体气氛。在激进派动不动就“闯军营”，又以“公民抗名”为名组织“佔领中环”非法行动的情况下，特区起诉和判刑的标准必须慎重，不能让市民得到混乱的信号。
王光亚批拉布损港人利益
最近，“闯军营”案正进行聆讯，这个案子的结果，除了“佔领中环”以外，还关系着解放军的威严。当时，激进派数次闯入军营，军方作出了严正声明，谴责相关行为违反了法律，后果严重，应该被重判。如果香港法院再一次轻判，对解放军声威将造成打击，在国内外局势险峻的当下，后果尤其严重。解放军把肇事者交给香港警方处理，是信任和尊重香港的制度，认为司法部门能作出合适的处理。如果我们对解放军的诉求视而不见，下次遇到同样情况，军方有可能援引其他条例和指引，后果非港人之福。
上周，港澳办两度评论本港议会秩序，属罕有之举。港澳办过去对香港事务发表意见，都只限于特定的范围，例如政改。立法会审议议案的方式，以及议员言行的规范，过去并不属于港澳办直接评论的问题之列。这次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也在北京“和应”特区政府批评拉布的举动。周五，港澳办评论议员掷物不尊重官员，加上主任王光亚批评立法会拉布损害港人利益，显示中央政府已经对有关负责人士过去的处理方式忍无可忍，需要自己出手。
香港的建制派，投降主义严重，很多人整天巴结反对派，以为这样才叫“开明”，“有广泛认受性”。他们退让的结果，是反对派的步步进逼，应了我多次讲过的“投降不能免死，息事不能宁人”的判断。中央看在眼里，现在终于开始行动。
坊间主流评论，肯定认为中央的新手法过于强硬，不利人心回归，事实上这也是投降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没有社会秩序、没有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繁荣和稳定无从谈起，更遑论人心回归了。不愿当丑人的人士，最好还是尽快离开“热厨房”，把位置让给有承担的爱国爱港人士，不要处处劳烦中央政府收拾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