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为了什么
翻阅《规划纲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3个基本原则是：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
而在前述袁贵仁的署名文章中，谈及考试招生制度时，顺序悄然调换，成为“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科学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公平”。
知情人士透露，在顺序调整的背后，反映了教育界对高考核心功能的认识冲突。换言之，高考的核心价值，究竟是科学选拔人才的“选人”，还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育人”，尚未在教育界达成共识。
谈及这一争论，一位教育领域的权威专家向本刊记者毫不犹豫地给出他的选择：“选人”是高考的核心价值。
这位专家表示，考试招生制度尽管被附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但就其实质功能而言，还是为高等学校选拔合适学生的人才选拔制度。
有人质疑这一观点难以自洽：因为一次性的纸笔考试难以真正科学测量、评价、区分学生，所以无法从根本上突破“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弊端。
权威专家反驳说，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需要选拔出适合自己培养目标的人才，而选拔性教育就会有差异，就需要通过考试来解决，但这种选拔人才和过去精英化教育有所不同，现在主要强调选拔出适应各自培养特点的人才，也就是将合适的学生送到合适的学校，使二者之间匹配，至于“一考定终身”的担忧，则可通过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评价手段等的改进和优化来加以规避。
同样面对“选人”还是“育人”的争论，一位教育界资深专家对本刊记者说，他的选择则是“育人”。
资深专家认为，教育的真谛和目标，应当是帮助人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进而自我实现，并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高考也不应当例外。
有人指出，这种逻辑的悖论在于，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素质”本身难以考核，如果硬要考核、衡量，则可能让“素质”被应试的条条杠杠扭曲。
这资深专家对此并不赞同。在他看来，素质教育与考核并不矛盾。素质教育是目的，考核是方法，方法要为目的服务。也就是说，考核要为素质教育服务。倘若出现考核对素质教育的“反客为主”，解决办法就是要摆正考核的位置，改进考核的方法。
耐人寻味的是，与教育界内部讨论多集中在“选人”、“育人”不同，社会对高考改革最为关注的，却是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也就是说，社会对高考维护公平的关心，远远高于其对人才选拔科学性或促进素质教育的关心。
“公平”二字，令相对弱势的普通人对新的高考改革既盼又怕。他们担心在生活的若干扇门里，自己走的是寒门，别人走的却是后门。基于这种心理，“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这类“励志”口号，传遍大江南北。
从这个角度上讲，高考改革的最大困难，或许恰恰在于改革本身的目标和理想还不够清晰，社会共识还不够凝聚。
高考改革难在哪里
在不知“彼岸”何在的情况下，就要关注抵达“彼岸”的方式是架桥还是修路，不免困难重重。
更遑论，高考改革还必须直面社会“人才观”、“绩效观”整体落后的事实。
顾明远说，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的，所以，人们习惯性认为，念了大学，特别是念了好大学才是光宗耀祖，倘若高考落榜，去职业院校学技术，那是丢人的，自然也称不上是人才。
顾明远强调，古代社会人才结构二元对立，不是人上人，就是人下人;现代社会的人才结构已经多元，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我们必须要做社会的工作，要做家长的工作，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只要有社会责任感、勤奋努力、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就是人才。”
此外，社会期待改革“速成”的心态也为高考改革带来压力。
在钟秉林看来，社会广为诟病的办班热、辅导热、择校风、条子生、考试移民、考试舞弊等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
“我们可以通过高考改革让选拔人才的机制更为科学，但是无法通过高考改革解决让更多的人上好大学的问题，因为好大学的容量毕竟有限。缓解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高校内涵建设，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把好大学办得多一点。”钟秉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