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试不是当前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招生录取才是。正是因为过去政府把考试改革作为高考改革的核心，才导致高考改革越改越糟糕，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储朝晖评论说：“以往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试改革，录取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果招生方式不改，特别是总分录取模式不改，高考的‘劣根’就永远不能消除。”
值得注意的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并非毫无风险。
在钟秉林看来，“在不取消高考的前提下，如果不动3+X框架的都好办，风险不大，像分类考试、自主招生、外语多考、语数科目文理不分科等都可以试，并不会影响高考的稳定性，但是要动3+X的框架就必须慎重，应试点先行。”
他解释说，“现在有一种主张，就是把X取消，将高中会考成绩纳入高考。但现实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现行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是一种认证性考试、非选拔性考试，一旦要把它纳入高考成绩，那就必须要有区分度，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二是会考的公信力显然不如高考，那么要把会考成绩纳入高考，就必须提高会考公信力，否则就可能影响公众对高考公平性的认可。”
至于目前争议颇大的高校自主招生，钟秉林倒很有信心。他说，当前对自主招生存在的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担心高校出现招生舞弊，但事实上，自主招生与招生舞弊并无逻辑联系，自主招生的目的，是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政府只是起到调节、维护公正的作用，这是符合改革方向的。“既然符合改革方向，当然就应该坚持。哪里出了问题就改哪里，哪里该调整就调整哪里，因噎废食是不理性的。”
高考因何而改
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1952年实行，1966年曾取消。当时伴随高考的取消，大学亦停止招收新生。
1970年，大学重新招生，其招生对象为“工农兵学员”。根据有关政策，对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实行免试推荐入学，该制度一直实行到1976年。由于大多数“工农兵学员”不能适应高等院校正规教育的“先天缺陷”，大学学制一度定为2年，学习内容也大为缩减。
1977年，教育家蒋南翔建议尽快恢复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因为“培养人才就像种庄稼，要选好种子”。
同年，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直接倡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废除高校推荐入学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恢复高考，实际是在中国社会恢复知识的价值，一时之间，‘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一扫而空。”顾明远评论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郭法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高考制度是中国社会和教育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一直坚持推行的制度，之所以一直坚持推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满足了人们普遍的价值需求，即考试对所有人都是公平和客观的、开放和公开的。“所谓考试的公平和客观，是指考试结果可以避免一些人为或关系因素的影响;所谓考试形式的开放和公开，是指考试为大多数学生，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学生实现理想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调公平竞争、强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却在漫长的时空后，因为其“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取向，给无数考生、家长带来难以言说的苦痛。
在高考“指挥棒”的引领下，一些学校不惜采取野蛮的、掠夺式的教育手段来追求高分。“生时何必多睡，死后自然长眠”等“励志”标语开始在中学流传，学生被绑入分数的战车，不得不“分分计较”。
郭法奇说，尽管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思路，但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博弈中，素质教育步履维艰。
《规划纲要》对此并不讳言。其序言写道：“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和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
在郭法奇看来，这一时期虽然学校数量和教育规模有较大发展，但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方法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教育的发展是以牺牲学生的健康、创造力、实践力以及社会责任感为代价的。”
更残酷的是，应试教育逐渐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学生考高分上大学，不仅使自己受益，也使任课教师得到精神、物质的奖励，更使学校校长获得较好地位和更多利益，甚至还是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等的政绩。郭法奇评论道：“这种利益共同体，不仅实现了各自的利益诉求，也强化了利益共享机制。”
于是，置身高考赛道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用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对策”，去应付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政策”。
然而，当高中的应试教育把升学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并将升学压力向下传导至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时，高考引发的教育“走形”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教育究竟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