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大的权力”关进笼子的“软”“硬”路径
既然“人”是靠不住的，而既充满“三欲”，又具有支配力的权力又只能由“人”来行使，那么，紧跟着的问题就是如何限制这种权力。大致而言，历史上解决权力问题的思路有两条：一条路是希望执掌权力者自我约束，透过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另一条是“以恶治恶”，谋求制度上的抑制和防范。前者讲求一种“内化”的“软”的道德机制，以提升“人性”品质；而后者则相信只有在“人性”之“外面”寻找“硬”力量，“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达致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即掌权者想腐败而没有机会。这后一种路径就需建构合乎“人性”预设而审慎严密的制度。例如，现代会计制度就是出自于早期教会管理捐献的一种方法。这一制度假定，每个人都有贪污或滥用捐款的可能，于是就设计出种种“记录”和“签署”程序，最终使企图贪污或滥用捐款的私念落空。于是，一个并不排除其可能带有私欲的“人”，当他曾经时时想贪污，可没有机会，那么在他死后，就可以被册封一个“善人”的桂冠。所以，严格的制度防范不会改变任何一位“罪人”预设的性质，但却最终改变和成就了一位“善人”。
现代会计制度的设计初衷如此，明确的政治制度更是这样。只不过政治制度的设计思路，更把“看盯”的重心放在“整体性绝对大权力”方面，用分割法和制衡法，使这种权力“化整为零”，再使小权力之间形成相互的“看盯”，从而在“大”、“小”各种权力间实现“去绝对性”。这样，基于人性之不可靠的假设，在正视“人性”“自利”动机的前提下，通过“以恶治恶”的方式，达成一个“不曾预期”但却最为接近的“善”与“公正”。
就此看来，关于“幽暗意识”的人性预设比乐观主义的人性观更为实在，也更为安全，因为后者最不牢靠的方面，与其说它并不反映“人性”更具普遍性质的一面，不如说这种“人性”透视需要在人间寻找出一种“超人”的角色，由其来颁赐准则、布施教化、实施惩戒。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我们从未见到过这种“超人”，反而从中国近代的历史中尝尽了信奉“超人”的苦头。而最让人感到悖谬的是，此种不曾正视自身“罪性”的“超人”，凭据拯救世界的雄心和自恃至高善性的道德，并以此作为正当性理据，就可以使用任何“不道德”的方式对违背其意志者实施惩戒。历史就曾掉进了以“超人之大权力”去制约“凡俗之小权力”的“人治”怪圈，而“如何把最大的权力关进笼子中”的问题，只能悬空搁置，可这才是现实中抑制腐败并保障长治久安的本质难题。
“消极思维”与“积极思维”
人们或许还要追问：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幽暗意识”的反省自觉呢？这或许要从所谓“思想形式”（Mode of Thought）的分析方法说起。人的思维进路通常可分为“消极思维”和“积极思维”两大类型。面对相同的世界，不同的“思想形式”往往会给出各异的解读。让我们比较一下这样两个思想命题：“为全人类绝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和“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免除一丁点痛苦”，前者由于没有限度，所以虽然志业深远但难以实现；而后者由于具有明确限定，所以反倒容易操作。
在透视“人性”的深度上，“消极思维”几乎成了“幽暗意识”的常态。犹太思想家帕斯卡尔（Pascal）认为“人”是一个处于“自主性”与“可堕失性”之间的吊诡，“万物的裁决者，同时又是一个低能儿，一条泥土中的爬虫”。此处，“低能儿”指人理性上的限制，而“爬虫”则指道德上的败坏。哈佛著名比较文化史家史华慈教授也曾说过：“人是所有的神中最坏的神。”学人把这解释为“不要把人造成为神，不要视人为神”，如果有人自以为能扮演神的角色，他的破坏性会比最坏的人还要大得多：他是个最坏的神。
上述“幽暗意识”中包含的“消极思维”那“令人不快”和“并非高尚”的意识底蕴，以及由之而来的对“人”本性不信任的思维路径，常被称为“良性的怀疑主义”（Benign skepticism），虽并非乐观进取的亢奋与高昂，但却完全可与深度的理性思考相衔接，进而将沉思的力量直指“人类自身”与“永恒超越”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即对人性“奥秘”的不懈反省和终生拷问。而从孟子的“性善说”中，人们看到的则是“积极”道德意志的崇尚与高扬。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设问，面对权力腐败的现实，这貌似被动的“消极思维”是否更具深刻洞察的慧眼呢？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导 萧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