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兴洲
台湾“占院”的绿营学生昨日宣布，将于后日“撤出”占领的“立法院”，随后将在民间继续所谓的“转守为攻”行动。出现这种结果其实并不意外，“立法会”不可能一直被占领下去，终需退出，不论以何种下台阶借口。尽管“占院”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胜利”─利用王金平去裂了国民党，但这也无掩盖其行动本身的失败，纵使阻碍了“服贸”的通过，代价却是对法治的践踏。从此事来观察香港，可以预见到的是，缺乏台式政治环境以及操作者本身的松散，“占中”结果的失败，必将甚于“占院”。
一如台湾当地舆论早前分析，“占院”事件演变至今，要想得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几乎不太可能，但就绿营学生来说，却需要一个“从‘国会’光荣撤退的可能”。事实上，在“占院”的二十多天里，绿营学生一直饱受各方压力，一方面急切需要获得必要的成就来肯定，另一方面又惧于法律的约束而不敢太过极端，面临双方压力，学生实际上是急切需要一个“下台”机会。在此情况下，王金平来探望并承诺“先立法后审服贸”，无疑是给了他们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然而，纵使有了所谓的“光荣撤退”机会，却不意味着绿营的胜利。原因有二。第一，无法封杀服贸通过的可能。王金平固然是“立法院长”，但他本身并无实际的权力，只有对立法的技术性决定权。就算需要先立一条监督服贸的法例，但掌握过半议席的蓝营仍掌握决定权。因此，这次不过是延后了服贸的通过，而不是根本性的否决或颠覆。第二，“占院”践踏法治已成国际笑柄，台湾民主形象并没有因此而提升，相反却是严重倒退。显而易见这不是“占院”者所愿意见到的结果。不仅如此，离开了“立法院”，这批绿营学生还能有多大的政治能效，值得高度怀疑。
由此反观香港，反对派一直以“占院”作为“占中”的演练参考，其间甚至有政客称，应当学习“占院”的做法，一举佔领立法会，以阻止政府政改方案的通过。如果纯粹从政治及社会运动的效果而言，“占领”行动必然会得到一定的政治效能，但以西方成熟法治国家而言，这种能量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消耗，最终往往是草草收场。香港纵然不被视作是一个“民主”地区，但却是一个被高度认可的严守法治地区，类似的“佔领”行为，不可能成为赢家。更何况，港台两地有着众多实质性差异。
第一，“占中”不可能有“光荣撤退”的机会
“占院”之所以能较“体面”地撤退，原因固然与台湾当地的政治生态有关，更为重要一点是，他们得到了“先立法后审服贸”的承诺。换一句话说，占领者得到了实质的政治得益。但是，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而言，都不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原因在于，“占中”的主张并不明确。如果“占中”目的是要反对政府的政改方案，那么，即便“占领立法会”成功，政改方案被阻挠或被否决，但香港的政治制度也将因此原地踏步，普选变成泡影，反对派不会有任何得益，甚至会成为罪魁祸首；如果“占中”失败，则意味着政改方案得到通过，对反对派来说同样是一个打击。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占中”的主张─通过“电子公投”产生的方案，在现行制度之下，反对派并无提出法案的许可，不可能提到立法会去“逼”议员接受，特区政府也不会接受一个违宪的方案，因此，最终不会有“光荣撤退”的可能。
第二，“占中”不具备强大的民意推动力
熟悉世界政治歷史的人应当知道，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并不是由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光靠政客的高层“拍脑袋”决定不可能凝聚到强大民意。“占院”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收益，自是与强大的绿营势力推动有关。但香港的“占中”行动，并不是由于民间有此呼声，而是由一个书生提出、再经反对派政党负责人联合行动而形成。过去多月来的民意调查结果已作了充分证明，绝大多数市民反对这种冲击香港法治核心价值的政治手段，而即便是不反对“占中”的反对派支持者，对此也大多持质疑态度。
事实上，如果“占中”得到大多香港市民的支持，陈方安生与李柱铭何需到美国寻求支持？这种举动不正好说明了，“占中”者自知民意基础薄弱，才需要额外的政治力量去帮助成功？香港的民意其实并不模糊，即便有些市民支持反对派的政改方案，但却不认同“占领中环”做法，这一点“占中”者心知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