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的“一国两制”陷阱》的社评。作为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此文无疑是这份百年报章的一个污点。
其标题无疑吸引人眼球，但其核心立论（中央政府没有履行对香港的承诺）以及整个阐述充满了欺蒙成分。文章通篇没有列出令人信服的论点，反倒通过故意歪曲多项事实来阐述主题。由于其对事实的捏造痕迹过于明显，即使是不加留意的读者也会断言，整篇评论充满了无知和政治偏见。
《华尔街日报》的社评指出：“在接管香港之前，中央政府曾做出承诺，香港特区政府在内部事务方面将享有高度自治，公民自由将受到保护，司法保持独立。但这些承诺没有一项兑现。”
偏激社评 混淆视听
但这一论点却与香港的前殖民统治者英国的观察和评估相去甚远。英国政府在今年2月份向该国国会提交的《香港半年报告书》中清晰地作出了这样的评估结论：“我们认为，‘一国两制’整体上运作良好，联合声明所承诺的权利及自由继续得到尊重。”
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英国政府发布了共计34份《香港半年报告书》，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情况，均做出了类似的结论。
《华尔街日报》与英国政府的说法迥然不同，当中一定是有一方在说谎。
英国政府做出的结论是通过其派驻在香港的外交官、情报人员以及代理人的长期直接观察而得出的。而《华尔街日报》的社评又是如何得出自己的结论呢？
文章开宗名义以2月26日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遇袭事件作为其关键论据，声称此事“损害了北京长期以来试图说服台湾人民支持两岸官方进行统一谈判的努力”。这实际上暗示了中国政府是刘进图事件的幕后主使。
刘进图事件的真兇仍逍遥法外，真相亟待发掘。《华尔街日报》的此一妄断明显超出了正常逻辑和合理推论。文章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论断的荒谬之处，因此他给刘进图冠上了“政府批评者”的名号，试图混淆视听，蒙混过去。
然而，如果用万能的谷歌在网上快速搜索就会发现，只有《华尔街日报》一家媒体称刘进图为“政府批评者”。反观其他中外媒体，但凡涉及刘进图的报道或评论，更多会使用“言论温和的刘进图”、“传媒人中的温和派”或“令人尊敬的传媒人”来形容他。
如果刘进图称得上是“政府批评者”并因此而遇袭，那么李慧玲、练乙铮、吴志森和黄毓民等鞭挞政府不遗馀力的激进传媒人，岂非早已被砍为片段？
如果《华尔街日报》曾向刘进图本人亲自求证，想必刘进图一定会当即否认这项“荣衔”。
《华尔街日报》文章另一个论点称，中央政府曾于2003年要求特区政府起草一份《反颠覆法》。文中提到：“这个计划在50万港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后被迫流产。”
但事实是：作为全面体现“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法律，《基本法》在第23条已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华尔街日报》的社评故意误导读者以为当年“七一游行”的示威者全部都是冲?《反颠覆法》而来。但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抗议者是因担忧该法案会限制公民自由而上街抗议，绝大多数示威者是因为对当时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感到失望和怨愤而走上街头，向政府提出各种民生诉求。
歪曲事实 决非偶然
如果《华尔街日报》社评的作者看一眼新闻老照片，就能看到游行人士手中持有的各种性质的口号和标语，当中的诉求由民生到小众的权益，无所不有。
《华尔街日报》的社评用了一系列歪曲的事实来支持其政治论题，显而易见这决非出于偶然。反华情绪或者惧华心理很明显在整篇评论中扮演?重要角色。其醉翁之意也自然在文中的另一立论中体现出来：“北京未履行对港承诺，这无疑是对台湾的警示。”
中国统一后将变得更强大，这一前景显然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可嘆的是，尽管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已渐渐减弱，但冷战思维却依然非常活跃。
（文章编译自《中国日报》香港版）
作者为资深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