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天然的亲和力，也许就是维持他几十年电视魅力的原因之一，崔永元回忆说，当时大院里在一起玩的有70多个孩子，分成两个山头，一拨30多人。所以这里面非常复杂，你怎么当这30多人的头？而崔就是其中一个头。
“头就是有一些追随者，天天跟着你玩。那个时候就天天绞尽脑汁说怎么把他们那边挖过来一个。比如一边36个，怎么变成38个。如果我们这边能变成50个，那那边就歇菜了。也没啥招，就是有一些小玩具，弹球什么的，主要是贿赂。那边也有贿赂。基本上那边有人叛变，我们这边也会有叛变。这个时候真的是表现个性的时候。你既要维护好自己的组织，又得维护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更换。其实后来我和南京大学的教授桑新民聊，他觉得这个儿童游戏非常好，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学会什么叫组织，什么叫适应，什么叫规则。这里面最牛的人就可以制定规则，说了算，我说玩什么就玩什么，我说怎么玩就怎么玩，那你就混到极致了。你比这个人稍微低一点，你可以提出修改规则，你有建议。最底下的人只能适应规则。最残酷的是开除，不跟你玩了。所以孩子有这个过程他会适应社会，社会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独生子女就没这个了。”
崔永元的父辈属于完全没有个性的时代追随者，崔永元从小到大也是个听话的孩子，他从来都是三好学生，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基本上都会觉得别人说的挺对的。直到上大学以后，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81年，崔永元进入传媒大学新闻系学习，他从小到大都喜欢历史课，有一次老师讲南昌起义。他觉得挺吃惊。“这时发现南昌起义是政府军里的起义，不是共产党组织的秋收起义暴动，等于是一帮人反叛了，开始跟着共产党人要开始做事。忽然意识到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就想到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呢？会不会国民党还有往共产党走的？共产党是不是也有往国民党走的？这些以前都没仔细想过。”
崔永元读书的1980年代，恰逢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思想解禁但又有控制，物质贫乏但欣欣向荣，各种海外知识、书籍联系开始海量出现，这十年，大学生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大学里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活动。和许多今天那拔充满理想义者的文化人一样，崔永元的“理想主义”也正是在彼时慢慢形成的。
让崔永元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老师讲《楚辞》，崔永元当时没什么兴趣，就一边听一边干自己的事，突然旁边有个同学就和老师争起来了。老师推荐了一本研究《楚辞》最好的书，学生不同意，觉得老师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是他父亲写的，他自己心目中有其他的认为最好的书。“我就在旁边看热闹。这种在中学课堂里就不可能出现的。这是我们直接目睹的冲撞和辩论。其实，这样的冲撞和辩论更多存在于书本里，存在于历史的记述和著作里。”
很多年以后，崔永元从《实话实说》出来转而去做“口述历史”，这并不是一种偶然，柴静在新书《看见》当中有一段描述这样说道：“他(崔永元)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做《口述历史》前，也是网传崔永元有郁抑症的时候，还有一段崔永元和柴静的对话，“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助理刘磊磊推开房门，吱呀的声音才使人惊觉时间的流逝，坐在茶几前的崔永元很容易把人带进他的气场，无论是聊转基因、聊童年、聊女儿、聊抑郁症还是聊历史，你就好像站在一个山谷，面对迎面而来的一阵微风，根本不会察觉到它的来和去。
传媒大学的同学，《舌尖上的中国》总策划陈晓卿说崔永元是个“对任何人都充满善意的人”，崔永元的理发师从1996年开始给他理发，两个人之间非常熟。崔永元一有好烟就会送给他。“有的人会说，你送他干吗呀？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我不送他我送谁呢？ 我送台长啊？他也不抽烟啊，他抽也有的是人送啊。对我来说，理发师小刘是我哥们。部队大院里就没这东西。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