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从时间到陈虻，那个时候的央视评论部把这种理想主义渲染到了极致。这样的环境里，崔永元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野蛮生长”。他习惯做一个观察者，理智而冷静，参与而不介入。聚拢力量，在某个地方宣泄出来。
这是为何崔永元会把那些想尽力做好却最终夭折的节目称之为“挫折”，当年他想做期节目叫《纳米不是大米》，针对一夜之间就冒出大量纳米实验室，很快开始民用。“我们就很担忧，但是我们其实也搞不清这个技术。我们就找来了正反两方，支持的和反对的一起讨论，最后这个节目没有播出。那我就觉得不舒服，找当时的主管领导，他们那边也有压力。”另外有的时候就是上面布置的任务，“你拿过来看这个没有争议，一边倒，不知道怎么做。这时候说必须做，而且连续做三期。那心里可能有抵触。”
国内最活跃的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面有道关于“崔永元是什么样的人”的提问。下面有着这样两条回答：“当年我参加过一期，作为台下观众，我见识过他是怎么垫场，怎么圆话，怎么带着嘉宾往预想的道儿上走。我自己也做过不少面访，我控制不到那个地步，我投入得不够。他不像朱军那样套路明显，关键时刻必起煽情的音乐，而是诱着你真实起来，如果不真实他就招呼台下观众，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刺激台上。总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准备太细致了。”
这些仅仅是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所涉及的影响力的一部分，他似乎也已成为曾经的电视领域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也许是仅有的央视的理想主义者之一，他似乎无所不能谈，他在屏幕面前绵里藏针、针贬时弊、勇往直前，但他又随时都和大众站在一条战线，并未犯过错。
第一次见到崔永元是在2004年的某一天，在央视的旧楼，当他缓慢而坚定地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人群纷纷让出一条道，那种感觉几乎就像摩西分开红海的场景。那个时候崔永元已经开始做《小崔说事》，他的节目期期都盘踞收视率排行榜前三名的时候。崔永元的口语风格和央视大多数主持人的“文工团腔”形成鲜明的对比。央视逝世的著名制片人，纪录片之父陈虻曾经说过，他最推崇的主持人，是拥有“坐标系”的：我觉得崔永元永远不用着急，因为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所以决定了他叫崔永元。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体制中到底能走多远，是一件极其具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崔永元似乎并未刻意去寻找那条底线。对很多人来讲，可以沉默、明哲保身，可以去做摆弄花草、逗弄宠物，世界如此融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日子不该是这样过的。
早在2002年，崔永元就炮轰过“电视庸俗化”，接下来的数年间，他曾经炮轰过超女，炮轰央视某些主持人，曾经就“限制私家车治理雾霾”提起过质疑。2012年6月11日，崔永元发出一条微博怒斥湖南省教育厅，“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8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为此，湖南省教育厅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我们非常愤怒，在此正式评价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此微博发出后，网友的评论很快达到数万条。
他的一位前同事说：“崔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喜欢就公众利益发表评论，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时候也会言多必失。说得不一定对，但他还是会执着地按着自己的既定经验，就像在节目里面，即使说错一两个地方，可以靠十句八句地补回来。”
这个体制内明显的“少数派”曾经是个大众追随者。崔永元的父亲是工程兵，他的童年是在工程兵大院度过的，小的时候搬了14次家，都是在北京附近的山沟沟，大院里的孩子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使得崔永元从小到大完全没有任何的“阶级”观念，不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