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的思潮认为，中国现在出现的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原因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既然资本主义是祸害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把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
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他们认为：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二、“文革”并没有使经济走向崩溃，相反，在很多方面还取得了进步。三、“文革”中，毛泽东在外交事务和国际战略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包括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阿富汗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中美中日关系的破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等。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思想理论的失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与政治论战相伴随的左右对应原因
由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矛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对这些矛盾从不同角度予以的解释，而每种解释系统均各有其政治与社会力量作为基础，这就使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三大主义，即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战与思想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21世纪的思想文化运动，将与这三大主义的互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国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都是论战中常用的意识形态标签。我国近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了：每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右倾思潮的抬头，都助长了“左”倾的回潮。所以只有坚持反右反“左”两条战线的斗争，警惕右的，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才能使共产主义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逐步开拓新的前景。对“左”和右的本质与表现，毛泽东曾经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他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少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
许多国家革命和建设反复实践的铁的事实都证明了：“左”的危害丝毫不比右的轻，甚至更加严重；而且“左”往往最后通向右，转向右。铁的事实还证明了：“左”比右更难克服、根治，因为“左”具有更加深刻的原因。
当今的所谓“左派”与历史上的主张共产主义的左翼势力已经大不相同，我们今天称呼的左派，在国际社会中是指那些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改造、改变进而走向社会财富均等分配的政党和组织。中国的左派与西方舆论常说的左派，有着极大差别。中国的左派在目前的中国公众眼中带有保守和怀旧色彩。这派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言论及著作近些年来日渐其盛，他们主张对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加以调整或修改，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造成今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要求对改革开放这一国策加以批判式反思的同时，中国的左派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在逐步突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