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系统必须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门提供贷款，而这些部门可能不是今天最能赢利的部门。这要求银行系统考虑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以当前利润为标准来运营。同时，资本的流动必须受到调节，这样它们才会在不引起经济以及汇率不稳定的同时有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如果资本流动只决定于市场力量，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对于要求有大规模产出的关键产业的发展而言，国有企业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只有一个积极的国家才可以进行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而这是经济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1978年，一些西方建议者力图说服中国实行快速自由化、私有化以及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计划。当中国采取了不同的道路时，世界银行于是在1996年发布报告称中国的经济增长被夸大了。现在，那些自从1978年之后就坚持认为中国除非立即进行完全自由化与私有化否则就不可能高速发展的同一批分析家们又在告诫中国，如果中国的高速增长要维持，就必须立刻进行完全的自由化与私有化。那些对中国道路的判断直到今天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分析者的建议，当然应该用怀疑的眼光加以处理。
高增长的路径依赖
鉴于中国消费贷款发展的低水平，中国可以继续高增长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除了国内消费需求以外的其他方面的高速增长
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模式产生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也面临了严重问题。一个大国不能无限地依赖出口以及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径，而国内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份额却呈下降趋势。在1978年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的国内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1978—1988年，家庭消费每年增长10．6％，比这一时期每年10．1％的GDP增速还要快。然而，1991—2001年，家庭消费增长率低于GDP增速，投资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到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与投资一起，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但与此同时2001—2007年间，家庭消费的增长只有GDP增长的2／3。在2007年经济危机前夕，中国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已经增长到GDP的38．4％，这一份额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是非常高的，同时，家庭消费已经降至GDP的36％。
在2008到2009年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因为国家增加的投资支出取代了由于危机导致的出口下滑，中国可以很快地从危机中恢复。随着2009年出口下降为GDP的26．7％，投资增加到GDP的46％，这就使得中国的高速增长得以持续。它也有助于许多具有经济价值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城市地铁系统以及国家高速铁路网，这些项目都可以在未来数年内产生许多好处。然而，这样如此高的投资比例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并且会导致经济中的过剩产能，因而必须寻找另一种替代方法来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