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为7.1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2.6%；其中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4.7%。
这意味着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生活在城镇之中。如果不计少数在农村生活的城镇户籍人口，17.9%的中国公民属于在城镇生活中的农村人口。
“在目前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外地人，属于‘远离服务’的人群。”社会资源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吴晨说，劳动力流出地（通常为欠发达地区）和劳动力流入地（通常为发达地区）对于如何设计和分摊此部分公共支出，仍存在争议，其获取生计的城市和户籍所在地农村，仍实行两套公共服务供应标准。
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涛分析，究其原因，除去政府在财力、人力上的投入不能匹配聚居区实际居民规模所产生的公共服务需求之外，聚居区在特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即将被拆迁”的定位，也使得聚居区内各项服务（包括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趋于短期和投机取向。
在这种预期下，聚居区内的房屋提供者追求以最小成本获得短期内最大利益，尽量减少拆迁产生的损失。因此，条件简单、面积狭小的违规建筑便成为房东的首选。
“合理的人口规模”
《报告》称，做好流动人口基础登记办证工作，建设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全覆盖体系，推行居住证制度。
“北京要地没地，要水没水，要电没电，要油没油。”17日，在出席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顺义团分组审议时，王安顺表示。
他同时称：“不能狭隘地认为北京排斥外地人。”王安顺说，外地人口对北京的发展贡献很大，脏累的工作由他们来做。
当天，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也在该市人大会议上表示：“对来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善待他，户籍人口也好、常住人口也好，也包括流动人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对一个大城市来讲，人口控制没有问题，也完全可以讨论合理的人口规模。
卢晖临表示，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让人口控制成为政府拖延为外来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借口。
卢晖临进一步分析说，一些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将外来人口看成是“麻烦”，根源在于把外来人口当作“外人”，而相应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也在客观上造成外来人口居住区的脏乱差。
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卢晖临发现，与城市中心区的商品房居住小区相比，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人际关系往往更和谐，交往更密切。
“进了北京，地方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服务好，而我们能力又有限，就应该适当地限制城市发展规模。”王安顺说。
“我们发现，目前也存在一些公共资源如社区活动场所闲置的情况，一些公共服务也缺乏专业人员参与。”刘涛建议，北京应支持社会公益组织在聚居区内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以最大程度地弥补现阶段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和专业人员的缺乏，提高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也对记者表示，北京应跳出人口调控人口，加快缩减北京的城市功能，将不符合北京城市功能和过于集中在北京城区的产业往周边近郊区迁移，这样才能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缓解北京人口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