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城市“人口控制”背后的生存焦虑
章轲
近日来，北京市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消息引发广泛热议。
16日，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中首次将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列入2014年主要任务之一，明确提出“切实把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
“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是现阶段躲不开、绕不过的发展难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首都形象，关系发展全局，必须严肃面对、标本兼治。”《报告》指出。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069.3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有773.8万人，占到总数的37.4%。
然而，近年来，以“包容”为城市精神的北京，因为“以业管人”、“以房控人”，以及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和糟糕的空气质量，不断迫使外地人逃离，并广受社会质疑。
外来人口“聚居区”
10年前，唐富芸便开始在北京打工。
“一开始住在四环，但因为居住的地方拆迁，现在搬到东五环的石各庄了。”唐富芸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前些年孩子还能在周边的学校上学，但拆迁后，学校没有了，只能送回老家。
她每天上午在一家公益组织里负责做一顿饭，下午就在外面找小时工做。“我把自己形容为‘流窜犯’。”唐富芸苦笑着说。和记者交谈时，穿着深蓝色羽绒服的唐富芸依旧戴着两个花袖套，随时准备干活的状态。
唐富芸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居住区，外来人口占70%左右，大多从事城市低层次的工种，如保洁、装修、泥瓦工等，“大家聚在一起，才有信息的来往，可以互相帮扶。”
像这样的人群，他们的住房、医疗、卫生情况如何呢？唐富芸说，她在村里租了当地村民的自建房，面积是8平方米，每年交5000元。“原来说好，每年每平方米的房租涨10元，这两年越涨越多，每平方米的房租上涨了50~100元。”
“有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去村里和周边的私人诊所，重一点的时候就去航空医院。”唐富芸说，像他们这些外地人不敢去大医院，一是因为平时都在打工，时间紧，没有时间排队，“早上4点去排队，前面就已经有200多人了”。二是担心花费太大，“动不动就要做全身检查”。
石各庄有两名保洁员，垃圾和厕所每3~5天打扫一次。
唐富芸的生活状态是一部分外来工生活和工作的缩影。
1月17日，民间咨询机构社会资源研究所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中，正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其住客包括毕业不久的学生、特定籍贯或行业的务工经商人员（及其家属）以及短期流动人口。与当地人不同的是，这些数量庞大的群体，无处不在，但又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对北京29个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后，调查人员发现，在这些聚居区，自主就业/自我雇佣的比例最高，占27.3%；找工作主要是靠自己以及亲友，仅有1.1%的受访者通过政府机构寻找到就业机会。45.1%的受访者表示所在社区没有提供就业信息情况。
在住房状况上，89.5%的受访者在北京没有自有房产；租住平房的人最多，达到62.1%。住所平均居住人数超过4人，人均居住面积为7.9平方米。在改善居住状况上，40.8%的受访者期望政府能够建设廉租房；有23.1%的受访者表示对政府无期待，他们认为北京市政府不可能为其提供政策性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