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坚
2013年12月19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会见到北京述职的特首梁振英后，在街上信步，遇到香港记者回答关于特首述职规范化问题时称，今后，港澳特首述职，要向中央报告过去一年工作中不足和新一年工作计划，包括贯彻《基本法》“取得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光亚这番话，在过去一周引来香港政界和媒体两方面解读或争议，一是关于要求特首述职谈不足是否预示梁振英即将下台，一是关于规范述职是否符合“一国两制”。
有人以2004年12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澳门特区成立5周年庆典时会见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及管治班子时要求后者“查找不足”来对比，判断梁振英即将下台。因为，9年前，在胡主席要求“查找不足”后3个月，董建华以“患足疾”为由请辞。
“查找不足”不是迫特首下台
然而，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类比。第一，王光亚所言是对今后所有特首每年述职的要求，不同于9年前具有针对性。第二，当前香港政治局势也同9年前大相径庭，中央不可能也不会用9年前解决当时香港特区管治危机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管治问题。
所以，值得重视和讨论的是，特首述职规范化是否符合“一国两制”。
12月23日，《信报》A20发表“艾青天”的评论《特首述职变彙报损“两制”》，称：行政长官述职规范化“意味《基本法》承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方针彻底破产！”因为“公众对‘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理解是，香港在国防、外交等事务以外，一切均可以自行决定。”“在这种宪制安排下，行政长官向中央述职，其实应该属于礼节性程序，意义在于体现国家主权，而不应是带有实务的工作性质。”
同一天，《明报》“李先知”在其专栏“闻风笔动”以《北京加速睇紧香港 建制中人嘆CY累事》为题，称：“特首（述职）规范化是中央对港政策转变的其中一例，有政界中人指出，中央对港的管理，已由以往的‘半抱琵琶’、在背后发功，变成‘毫不遮掩’介入香港事务。”此文借所谓“另一建制派人士”之口，批评梁振英管治不力，“梁振英‘累死’香港，搞到中央要收窄‘一国两制’。”
这两篇评论的观点都是错的。
首先，《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行政长官由中央委任；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基本法》规定特区的国防和外交由中央负责，其他属于特区高度自治范畴，不等于行政长官处理其他事务不必向中央负责，也不等于特区处理高度自治的事务改变它直辖于中央的性质。
其次，只有将《基本法》条款割裂开来孤立理解，才可能以高度自治为藉口对抗中央对特区领导。然而，最近，香港终审法院关于来港定居未满7年居民申领综援案的最终裁决显示，香港司法界已开始以融会贯通方式理解和贯彻《基本法》。
第三，中央领导特区的制度安排是明确的，需要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加以完善的是中央领导特区的机制。“制度”是原则性的，“机制”是具体可操作的。行政长官定期向国家主要领导人“述职”，作为制度，是中央领导特区的机制的重要环节，其不断完善，既是与时俱进、丰富“一国两制”，也是全面准确理解贯彻“一国两制”题中应有之义。
“述职”制度须完善规范化
“艾青天”所谓“行政长官向中央‘述职’应属礼节性程序”的观点，在香港回归最初5年颇流行。那时，在行政长官身边，不乏以“行政长官彷彿外国元首”之类的肉麻言语来取悦特区首长的“宵小之徒”。
在相当一段时间，特首述职，讲什么，怎么讲，都取决于行政长官其人所好。
据我所知，是在2003年“非典”肆虐时，连任第二任特首董建华开始考虑“毕竟是‘一国’，应当有书面形式向国家主要领导人报告事务”的安排。曾荫权接任第二任行政长官后，要求有关人士建立关于特区政府与内地联繫工作的文档。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史无前例，特区最初阶段出现上述现象既不奇怪也应当容许。随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实践不断深入，上述现象显得不合事宜甚至错误，必须加以矫正和改善。
12月24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吕大乐教授在《信报》A12发表《特首述职规范化过程必须双向》，肯定特首述职规范化，他指出，香港市民“也很想知道特首向北京提交一份怎样的报告，是否客观分析目前香港的状况？能否体现‘港人治港’、‘港事港办’的精神？”他要求，特首的述职报告“起码部分应该对外开放，能让市民知道特首于总结当前形势时，所用的是哪一种调子。”我以为，这一要求宜由施政报告来满足。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