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既得利益从广度、深度和数量上都非常惊人，如何应对既得利益阻力显得非常棘手。那么谁才是需要打破的既得利益群体？
所谓既得利益，是指在现行制度安排下能获得特殊利益的群体。以此标准衡量，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若能执行将对以下几个群体造成冲击：
首先是手握大权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发改委和证监会。《决定》提出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 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这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权力将大大收缩；《决定》提出IPO实行注册制，意味着堪称“中国最大审批权”的IPO审批权将退出历史舞台。曾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最近回忆说，“我最早时候到证监会不久，证监会刚成立没几天，我们在开会时，我觉得证监会的发行审批这个权力不应该有，应该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诉我，不能这样说，不然把证监会的饭碗砸了，我才知道证监会还有饭碗的问题。”省以下地方司法独立、编织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加强人大预算审核权力、规范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等改革，有望约束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乱象。《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也将有效约束政府那只“到处乱摸的手”。
国企次之。过去十年，国企的日子很好过。2010年“两桶油”的利润轻松超过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但须知，国企的巨额利润主要来自垄断地位以及在土地、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由于央企分红几乎不上缴财政，导致央企利润成为央企内部人的“唐僧肉”。近年来，央企腐败丑闻不断并非偶然，尤以最近的中石油窝案为典型。
当政府部门和国企成为主要既得利益集团，这对改革绝非好消息。尽管利益集团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但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政府部门不仅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因此，改革很容易陷入“政府革自己的命”的悖论。一个人如何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以才有不少学者断言改革已死。
再次，官僚主义的惯性不容忽视，他们可能会以官僚主义的手法拖延，研究再研究，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可能经年累月没有进展。例如，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来沪考察时提出，2013年9月底挂牌，直到12月初央行才公布自贸区金融改革意见，但即使这个意见也缺乏足够的细节，所以企业和投资者依然需要继续等待和观望。一个地方的局部改革都如此缓慢，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决定》60条改革难度可想而知。
那么促进改革的正能量何在？
首先，《决定》列出了60项改革任务，其中一些任务比较明确、具体，越具体的方案实施可能性越大；其次，设定了2020年时间表，以此倒推，可以方便社会各界监督方案的进展；再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有助于超越部门利益，克服既得利益和官僚主义的障碍。
当然，最具根本性意义的可能“正能量”还是政治家的领导力。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不外乎三种途径：第一，既得利益者的觉悟，即高西庆所谓“灵魂深处的革命”，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世界中极少发生；第二，来自民众的压力，这种压力虽然重要，但既得利益可以假装视而不见，久而久之民众的不满可能演变为破坏性的社会力量。突尼斯、埃及等国发生的悲剧即为例证，这条路也是任何执政党都不希望发生的；第三，政治家的领导力。在中国的现实权力体系条件下，能依靠的也就是这一点。政治家的领导力之所以能成为突破既得利益的关键，是因为它既是威胁性的力量，具有强制力，也可以是感召性的力量，能激起认同和支持。
政治家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在中国的政治中被赋予了奖惩官僚的法定权力。因此，如果政治家能“不拘一格降人才”，象邓小平当年破格提拔朱镕基一样唯才是用，体制内的改革者将获得更大的空间。更关键的是，政治家必须敢于撼动那些对改革阳奉阴违的官员，否则难免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1998年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表讲话时强调，“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为了推动金融改革，朱镕基曾打破常规，自己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只有在官僚体系中建立“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奖惩机制，官员们才会“真”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