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中文网20日刊载评论文章，原题《中国改革如何破除既得利益藩篱？》，作者署名刘胜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重启改革的开端。《决定》列出的60项改革任务有不少值得期待的亮点，凸显新一届领导“实质性改革”的决心，兑现了习李上任后的改革诺言，也印证了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这次三中全会前所说的“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如今距三中全会已一个多月，重启改革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味道也逐渐显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
中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警示，“我们经历了多少次三中全会，改革决定都是写得很好。但遗憾的是，每一次落实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折扣。”
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国企破三铁、重整银行体系、推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经济基本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印证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然而，过去十年，随着国企扭亏、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改善、经济增速回稳，改革压力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改革步入深水区，利益的诱惑导致改革丧失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倒退，口号式改革、忽悠式改革甚至“以改革之名行扩权之实”现象不断出现。
一边是政府权力不断扩张，挤压市场空间，李剑阁也曾指出“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另一边则是国企改革不进反退。过去的十年中，国企不仅未退出竞争性领域，反而在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遍地开花。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至今国企高管依然保留行政级别。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组部2012年3月宣布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升为副部级单位，其组织关系及人事权已统一由保监会移至中组部。
还有在利益驱动下出现的法治倒退。重庆唱红打黑堪称破坏法治的高潮，地方政府公司化、权贵资本崛起，致使腐败出现全面失控态势，房叔、表叔此起彼伏，刘志军、刘铁男争奇斗艳。在徐明、丁书苗之流大快朵颐的时候，大量企业家开始为自我保护而移民海外。
这次全面改革是否会例外地不打或者少打折扣？
任何改革的过程都是各种力量、利益的复杂博弈，能够实现多少实则取决于正能量与负能量的消长。
目前阻碍中国改革的藩篱主要有三个方面：意识形态阻力、既得利益阻碍和官僚主义惯性，其中破除既得利益尤为艰难。
所谓意识形态阻力主要存在两个思想误区：一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国有经济。因此，《决定》在呼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再度重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释放出相互矛盾的信息。第二个误区父爱主义情节，害怕“一放就乱”。以上海自贸区为例，上海自贸区公布的首份负面清单，被批评为没有任何突破，显示官员仍不愿真正放开，不信任市场的力量。上海自贸区有关金融改革的内容，也显得过度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