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2006年1月1日生效的《公务员法》，也将引咎辞职列入了条文，正式成为法律制度，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引咎辞职入法，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有力措施，也削弱了人治模式，推动了政治文明。但可惜的是，经过一个不错的开头之后，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推动，依托于法律制度、舆论监督和民意互动，具有改革精神的引咎辞职似乎失踪了。
如2011年723动车事故，40死172伤，造成巨大伤亡，影响震动全国，时任铁道部张的刘志军虽后来锒铛入狱，但即使再当时在沸腾民意下，也没有人引咎辞职。政府管理与权力模式再一次滑入了它熟悉的运行规定。改革总是这样，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变形。
从2003到2013，十年过去，新的改革蓝图又已出台，人们开始往前看。新领导人执政元年，纪委督办之下，高官纷纷落马，自上而下的权力，正处在它意气风发的时刻。我对起起伏伏的权力曲线不感兴趣，我只想继续追问，引咎辞职这一项具有改革意义的制度，一条行之有效的法律，是什么原因被遗忘了？又是被什么力量给搁置了？如果不推行不执行，再多的法律和蓝图有什么意义？
最近流行批宪政，连带着把“法治”给批了，给人的印象是权力高于一切，我担心“法律”也会受到连累。执行法律，往往比创造法律更重要，就像我们的《宪法》。我们需要找回失踪的引咎辞职制度。
再回到青岛爆炸事故，我想建议一句，既然有《公务员法》，有引咎辞职制度，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和不引咎辞职？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道歉归道歉，法律归法律，如果道歉能代替引咎辞职，还要法律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