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10年曾经指出，最近再作重申，民主党如正面放弃拒共思维，重返民主回归的阳关大道，不但不会失很多的选票，反而可从民建联的群众中抢到很多的新票。但是今天的民主党中已经再没有稍具政治远见的战略分析，只晓得简单的随波逐流，我不相信他们会听得进我这分析。
从以上的客观阐述，大家可以看到，表面上，美英介入，明显的民族主义因素可能对反对派不利，但是实际上效果并不显注。有趣的是，香港影响力微弱的亲中媒体，以及建制派，至今都没有突出民族主义这元素，大概他们也有类似的结论。民族主义并非什么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议题，是需要设定和营造的。香港的建制方显然缺乏这能力，所以不敢贸然打这张牌。
另一方面，除非中国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不然的话，外交部的抗议等都是无用虚招，美国不会因而收敛。但是美国如此甘冒外交风险，而在香港政改问题之上赤膊上阵，从幕后走到台前，也必然有其不得已的地方。那就是香港的反对势力既不争气，而市民也不大听他们那支笛。
香港的反对势力既自称为“泛民主派”，事实上也真的很泛，山头林立，谁也不听谁，谁也不买谁的账。于关键时刻，如果没有明显的指挥，必然会出现各自为战的格局，互相抵消，难言有效果。于是这指挥者只好硬着头皮浮上水面，免得多年的投资一下子打水漂；要知道，如今连政府都要关门，而债务于十月下旬又再到顶了，钱要用在刀口之上。
而另一方面，不管反对势力如何出尽奶力，并且天天造谣生事，但是在香港市民中间，始终起不了很大的作用，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不小心，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民望好像无缘无故地竟然突然反弹了接近五成，这还得了？
我不敢说香港市民有民族大义，或者很懂得政治，看透了反对势力和他们背后的外国老板不怀好意。只是香港市民生活在香港，这里的情况怎样，他们每一分钟都有亲身的感受，也能接收各方面的资讯，不是那么容易被反对势力和他们操控的主流媒体所“洗脑”的。恰恰相反，越吹得过份，就越脱离现实，也就越难得到香港市民普遍的共鸣，更遑论支持了。以我的观察，反对势力的信徒在媒体和政客推波助澜之下，日趋狂躁，但一般市民，倒反而越来越平静，而新信徒的增加速度，则远远不如理想。反对势力的动员越来越频密，但反应则明显越来越冷淡，经常小猫三两，草草收场。反对势力的老板要求业绩，看到如此光景，宁不心急如焚，终于赤膊督师。
香港无退路 形势比人强
如上分析，单从政客低水平的狭窄考量，民族主义这元素起不了作用。但是在市民中间，中美于空气中较量，对他们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至少，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香港的政改并非简单的香港内部事务，而是涉及到国际的博弈。更重要的是，战场在香港，不可能不牵涉到香港的社会和经济，以及他们个人的得失。于“占中”的动员场合，学生们大都表示他们不会以身示法，自毁前途。弄得毛梦静之流急了，声言参加“占中”更容易拿外国奖学金。
在中美较量中，香港一般市民跟美国的利益交叉点不多，更说不上重迭，但是跟中国的利益，却是息息相关。这现实的得失考量，扯不上什么民族大义，甚至绝大部份市民都未想过什么“利益共同体”这么高深和抽象的概念。只是一般智商的市民都会知道，香港小，跟“强国”没得斗，不说停止供水那么严重了，一旦停止游客来港，这里即时百业萧条，就是这么简单。
尤其是当这场国际斗争日趋激烈，气氛日渐紧张的时候，香港市民很容易便明白跟中央对抗没有好下场这简单道理，因而很自然接受不能让跟中央对抗的人当上特首这现实要求。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最愚蠢的建制派政客都会乖乖的归队，而反对派政客也会知所行止，这就是政治，并非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一旦形势如此发展，不管怎样看，中央有什么原因要多作退让呢？而退让又能换取什么呢？
无论如何，决战亦即广义的所谓“占中”还是会出现的。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有决战的局面。戴耀廷的说法，只要有一万人出来“占中”，便能瘫痪香港。一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香港人口的七百多分之一，即接近千分之一。换句话说，只要有接近千分之一的人，执意要捣蛋，破坏，决战还是难以避免的。以今天的形势，只要老板下死命令，要动员这千分之一的群众还是处于可能范围之内。
问题是，我们、特区及中央政府，会不会，甚至应该不应该接受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以“民主”之名，向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要胁，夺取特区的管治权呢？一般智商的人都知道不会。我们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市民当中，越多态度坚决支持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政改措施，对美英说不，香港的整体损失便会降到越低。香港每一个市民的损失也因而降到最低。
（作者刘乃强是《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