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在《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民族主义与香港政改》，作者认为：“美英如此协调，高调地介入香港政改问题，突出了这问题中的中美大国博弈的元素，因而也使这问题在香港内部上升到民族主意的层次。这已经不再是“真假普选”这伪命题的无意义辩论，而是中国治下一个特别行政区明刀明枪来真家伙的管治权争夺。”。文章内容如下：
外国势力为何频频插手香港政改
自从美驻港总领事夏千福于今年七月上任之后，仿效港英末代总督彭定康般频频落区表演亲民，并多次在《脸书》和公共场合公然就政改问题说三道四，被我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宋哲召去训斥一番，至今仍未见收敛。之后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斯怀尔同时在《南华早报》及《明报》发表署名文章，除了对政改指手划脚之外，更进一步表示，英国在香港普选问题上“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援”。美英如此协调，高调地介入香港政改问题，突出了这问题中的中美大国博弈的元素，因而也使这问题在香港内部上升到民族主意的层次。这已经不再是“真假普选”这伪命题的无意义辩论，而是中国治下一个特别行政区明刀明枪来真家伙的管治权争夺。对卷入这场斗争中的各有关人等，特别是政客和评论员，这更即时突显为“爱国”和“卖国”这大是大非的选择。甚至对各流派的反对势力而言，这也突出了“民族”和“民主”孰重的考量，再无中间路线可走。
在这里，有些政坛老手政治感觉敏锐，于公开的发言上马上适当调整其位置，但到10月初，建制派和反对派绝大部份人士，都蒙然不觉，发表了很不恰当的言论。当中表表者，当属曾钰成的“心魔论”和“一念之差论”。
对政客来说，其实没有道德上的对错问题，对错的衡量标准是政治利益，甚至狭义到选票的得失。
这里有几个层次，最高和最具决定性的层次是，这一次政改问题的对决，谁会赢？根据过渡后期至今接近三十年的经验看来，不管北京于一开始时摆出如何强硬的架势，到最后她必然会作让步。从回归前信誓旦旦要“另起炉灶”，结果却旧班子全体过渡，到2010年声言没有妥协的空间，于最后还是跟民主党秘密达成妥协，都莫不如此。从香港的角度看，不论建制派和反对派，都认为这是中央节节退让。趁着这惯性作推断，香港绝大部份市民，直到今天都倾向于认为这次政改，结果中央一定又作让步。
这便带到第二个层次。既然中央最后会作让步，建制派强硬的死忠，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企得太硬，中央一退，便即时无地自容，成了“反民主”的标靶，过“左”。而经验证明，一旦被反对派标签为“左”，中央便会认定为“不为各方面所接受”，马上打入冷宫，于特区永不录用，屡试不爽。那即是说，死硬支持中央等于政治自杀，港式“精仔”所不为。对反对派来说，既然中央最后会作让步，不企硬是自误，于大众是对民主不坚持，同样是政治自杀，这里刘千石是一个典型例子。
到了第三个层次，亦即选举的层面。民族大义，充其量只会在50岁以上的老年选民中起点作用。所以即便民建联和工联会这建制派中最“红”的政党，它们的选举口号，从来都不会以爱国作标榜。尤其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而最后倒地的，只会被媒体一沉百踩，以后成了票房毒药，窝囊透顶。（曾钰成开始时参选失利，后来节节胜利，但他从来没有突出爱国爱港，而这恰恰是突出他“开明”的结果。）至今反对派政客，他们志在吸反共反华的票，大不了像民主党某些政客般，坚持自己不是不爱国，只是不爱党而已。但这条路线于“民主派”分裂为“泛民主派”以来，论述已经不断被新兴的本土主义所挤压，民主凌驾一切，票源已经不断被侵蚀，再提民族主义，只会被视为软弱、老土，只会失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