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在邛崃看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次年到郫县开始观察“增减挂钩”试点，断断续续也有几年时间了。我的结论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可取。所有对“挂钩”的批评意见，但凡看得到的，也都一并做了冷静的衡量。不过我的结论，还是“挂钩”值得力挺。
讲讲我的理由。出发点是现存的征地制度非改不可。准确一点讲，是“征地＋政府卖地”这套制度非改不可。这早已不是老的计划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它被改了一半：政府手中的国有土地可卖、可租、可转让；但政府要扩大手中的国有土地，却依然一律经由强制征收。政府如此一手征、一手卖，权力与市场畸形结合，在我看来实属一个“改革的半拉子工程”，搞不好一旦变成烂尾，害民误国，怕就难以收拾了。
困难在于畸形结合产生畸形的既得利益，顽强得很，要改也难。现在我们的政府都是任期政府，加上不少地方走马灯式地调干部，官员的实际任期比规范任期还要短。政府卖地呢？拜市场机制之福——其实仅仅是市场机制中的一种而已——一卖就可收回未来几十年的土地收益。如此的政治经济学，谁掌权谁不想多卖点地？城市土地归国有，政府卖之当然合法。还不够，那就扩大城市，反正1982年宪法规定的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应该也包括“扩大了的城市土地也一样属于国有”！再不够，政府可以动用征地权，那也是宪法给予的权力，虽然前面弱弱地加了一句“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你说什么不是“公共利益”？即便最商业化的项目，总多少也给社会带来一些好处。
“建设用地饥渴症”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大大放大了工业化、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君不见，这些年流动人口和投资项目大量流向的地方缺地，本地人口和实在招不到什么商的地方也“缺地”。到处的开发区和“新城”，与城市化是在空间上积聚密度更高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本意，越来越脱了节。
讲过了，政府是一种画地为牢的组织。每级政府、每个官员都有划定的行政范围，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资源配置，却不限于在指定的行政区划里流动。因此，由政府来主导工业化、城市化的资源配置，一定与人口、劳力、资本、技术在更大范围流动与重组的内在要求相冲突。这些年我看到过最错误的配置，就是组织上把一个非常能干的书记、市长，任命在一个环境或位置不宜、人口外流、投资不来的地方为官。这些能干的官员非要折腾出一番新天地，非要打造一个世界的什么中心，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要害还是体制机制。政府一手卖地、一手征地的现行土地制度，还大大恶化了收入分配，刺激社会冲突。要明白，稀缺的建设用地在市场上呈现出来的高价，是一种官民都在吸收着的信号。政府懂得了土地的资本化，民间包括农民，首先是靠城市近得农民，早晚也一样会懂的。按照中国的改革路径，顶多就是政府和官员先懂，民间、农民及其集体后懂。但是只要他们一旦明白了，征地的补偿机制就面临挑战，因为被征地的农民的“要价”，也一定水涨船高。这也是半拉子改革的麻烦之处：过去土地征走政府就是“用”，农民要求的补偿标准无非就是与其土地未被征用前的状况比较，生活水准不比原来糟糕，就行了。你政府一旦把土地市场化，农民的参照系就变了——他们会看着土地市场化后的地价说事。城里的专家当然可以拿“土地涨价要归公”的道理来说服他们。但专家们自己有没有把这些年在城里买房的“土地涨价”部分，带头交公来给农民做个榜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