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中美两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
鉴于这些趋势，社会稳定和税收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如果政府支出不朝着发达经济体水平提高，就不能可能建立适当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网。要是那样的话，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当缺乏安全感成为普遍现象时，这种不良情绪不仅会影响自身，还将会抑制消费支出。
如果税收增速快于GDP增速，必然会带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为这些增加的税收买单。这必然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因素。试图通过权宜之计，比如通过地方政府卖地避免这一根本问题，不仅不会有效解决这一固有的短期问题，而且会产生抬高土地价值和推高住房成本等诸多不良副作用。
回到税制改革如何才能做到满足政府支出必将大幅增加的首要原则，正如被广泛指出的，这必须要从间接课税急剧转变到直接课税——政府支出主要是源于间接课税会增加最不富裕人口的相对税收负担和引发通货膨胀。
中国显示了发展中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更依赖间接课税的特征。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印度仅3%的人口支付个人所得税(income tax)，而美国的这一数据则为49%。中国在2011年启动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但也仅8%的人口支付个人所得税——勉强高于印度，但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水平。从此数据看，很明显，中国直接课税的范围将会大幅扩张。
个人所得税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直接课税的主要税种，但在美国，其和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是一个税种，虽然在其他国家，这两个税种是独立的。然而，中国目前缺乏两种在发达国家理所当然的直接课税税种——一般被称为物业税(property tax)和遗产税(inheritance tax)。
曾有很多人从中国宏观经济层面讨论过物业税效果。物业税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主要地方税种的原因是因为其和个人课税密切相关。累进物业税实际上是一种财产税。事实证明，这一税种的效果非常好，而且也很难逃避——百万富翁愿意住在贫民区以逃避支付物业税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物业税的收益也非常稳定和容易计算——不象个人所得税，销售税或增值税——因为他们不会随商业周期而急剧波动。
颇为奇怪的是，中国居然没有遗产税这一税种。因为这一税种缺乏不仅有悖“社会主义”原则，而且甚至有悖理性的“资本主义”原则！没有国际证据证明，遗产管理总的说来是有效率的——管理家族传承财富是不发达经济体而非发达经济体的典型症状。因而，从本质上来说，传承世袭累积的大笔财富是一种经济失衡。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 )捐出他们99%的财富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也要注意到房产税(estate tax )。在美国，房产价值超过525万美的房产税率为40%。
中国在做直接课税的关键决定时一定要按原则办事。美国税收制度给人一种难以逃税感觉的原因之一就是其高效的采集系统，但这依赖于两个关键的原则：首先，美国公民必须缴税，不管他们住在哪个国家；第二，如果他们试图靠放弃美国国籍来逃税，他们就必须支付“退出国籍税(放弃国籍税)”。鉴于美国税收采集系统的高效性，建议中国也效仿美国的这些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