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开始而已。户籍制度改革讨论已久，它必须让农民能够与现有城市居民平等地居住在城市中。地方政府应该实施房产税，为其财政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中国还需要更加强健、更中立的司法体系，既能解决商业纠纷，也能解决企业与政府间的争端。改革清单还有很长。
这些改革非常艰难，但中国的执政党别无选择。除非实施实质性改革，中国经济将很有可能失去动力。
《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发表评论认为，在中国领导人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时候，—个问题会浮出水面：这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中国人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升至今天的75岁，翻了一番有余，堪称奇迹。与此同时，生育率却骤降至1.5甚至更低，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家蔡昉表示，中国将以史上最快的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变为劳动力短缺。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首次出现萎缩，比任何人先前的预期都要提前了很多年。日本是在1990年前后走到类似转折点的。这对中国来说可是个不祥的征兆，因为日本经济正是在那之后不久便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那时，日本的生活水平已接近美国的90%。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人均收入仍不到美国的20%。蔡教授说：“毫无疑问，中国未富先老了。”
因此，人口问题将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难以回避的。
《经济学家》：土地与国企改革将决定会议成败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1月2日至7日）的封面文章认为，如果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在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两个领域有大胆突破，那就证明会议及其开启的变革确实“意义重大”。
邓小平启动的改革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廉价劳动力不再无穷无尽，权势大而效率不高的国企在扼制竞争、吞占金融资源，大规模的资本配置不当把私营企业和普通存款客户推向劣势地位。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改革蓝图上未提及私有化，但习近平仍可用其他办法使国企更商业化、更易于被问责。最佳做法是把国企所有权转到国家社保基金名下，国企董事会成员由社保基金任命；还应该切断国企享受廉价金融服务的优惠特权，继续放松对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的管制，为人民币完全可兑换铺路。
但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还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不仅因为逾13亿中国人中近一半仍在农村，更是因为农村改革迟滞与地方政府财政危机互为牵连。地方党政官员依赖“土地财政”太久，农村征地卖给开发商盖楼看来弊大于利。
本报布鲁塞尔11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