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看待国际事件，习惯于从事件对股市有何影响的角度出发。比如美国政府因预算案受阻而被迫关闭十六天期间，本港一些有投资头脑的人的反应就是“这是买股票、黄金和物业的大好时机。”
其实，美国政府关闭的意义远远超出投资赚快钱的范畴。白宫关门大吉已经告一段落，但对美国政府关闭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事件所暴露的民主制度弊端的探究和质疑，远远没有完结。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本港社会应该从美国政府的停摆，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意识形态至上政府难作为
笔者在此推荐美国政治学家乔治 弗里德曼撰写的一篇分析精闢、极富启发性的文章──《政府关闭的根源》。他从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解释了美国政府关闭的根本因由。
美国政府迄今已多次关闭，这与一向尖锐的党派之争不无关联。不过，弗里德曼认为，党争虽然一如既往，但党争对政府运作的后果迥然不同。他注意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治制度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都是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的，而全国党代会代表则是经该党的州会议代表或地方初选产生的。政治大佬控制?州代表的选送，也就是说控制了全国代表的遴选。换言之，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代表发号施令的是政治大佬。
其后美国政坛经一系列改革，初选取代了地方党代会制度。此举大大削弱了各州、县党主席的权力，令其无法指定和栽培候选人。政党不再注重培育、选拔和任免政治人才，而是围?筹款事务打转。
这一出人意料的改革结果至今已广为人知，但弗里德曼在文章里道出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改革倡导者的初衷是通过限制政党大佬的权力，为更广泛的民主参与打开大门。但美国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关注，远非改革者设想的程度。所以，地方选举沦为只有少数关心选举的选民参与的游戏。久而久之，一些特定的议题蜕变成为意识形态问题，与就事论事大相径庭。由意识形态主导的派系在一系列广泛议题上採取统一立场，他们虽然是少数，但能量却在这样一种选举制度下显著膨胀。
在初选过程中，驴象两党的候选人都不需要得到多数已登记选民的支援，只要到场的少数选民中的多数人支持就够了。在美国，只有政治信仰非常强烈的普通选民才会出席地方初选，所以两大政党都把大部分选举经费用于说服这些到场的选民，想方设法让后者相信该党候选人与他们同心同德。
最后的结果，往往导致全国大选成为两个意识形态“套餐”之间的竞争。当选者能否竞选连任，也取决于参与初选的少数选民是否认为他在任内坚守他们认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事到如今，民主政治已不再是妥协的艺术，而是越固执己见、越不妥协越好。
一个真正的意识形态至上者，或者是以此面目出现者，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在弗里德曼看来，正是意识形态至上的政治生态令美国政府难有作为。
警惕“拉布”令港府关闭
关心香港乃至中国内地政制发展的人都应该细心研读弗里德曼的文章，因为它详细解释了为什么照猫画虎推行普选，弊可能远大于利。
近年在本港一再发生的立法会“拉布”事件，同样可以用唯意识形态至上来解释。社民连在2007年和2008年选举中一再获胜，标誌?香港作为“经济城市”的时代已经终结。如果民主是以具体议题为主，那么社会民主就是一个“套餐”。虽然社民连的党徒们对该党标榜的“社会民主”意识形态并非个个坚定不移，但他们仍然称得上唯意识形态至上，同时也为所有反对派树立了榜样。
如果这种态度在传媒炒作下成为潮流，不用多久，反对派鼓吹和煽动的民粹主义及普选，就会导致“香港版”的政府关闭。这不是危言耸听，市民应该警惕。
（文章转载自《中国日报》香港版）
作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