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梁振英在10月17日上午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时宣布，成立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主持的政改咨询专责小组，争取在今年底发表咨询文件，启动关于2016年立法会和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公众咨询。这一关乎香港政制发展而为社会各界早就瞩目的重要决定，应当引起本地传媒高度关注。但是，前两天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关于本地免费电视牌照的决定，将这则消息的影响盖过。
谁出局都被扣政治帽子
10月15日，特区政府原则上批准奇妙电视有限公司、香港电视娱乐有限公司关于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的牌照申请，而香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的申请则不获接纳。翌日，本地传媒几乎无一不以此做头条或重要新闻。所谓主流传媒将香港电视出局，或者归因于中央不满香港电视老闆王维基，或者归因于行政长官维护亚洲电视和无线电视。
10月17日，《明报》更在A2（因为A1是广告，A2实为头版）以《行会激辩 罗范叶刘撑3牌》为通栏大标题，披露该报所获得的内幕消息称：10月15日行政会议讨论发放免费电视牌照时有激烈的不同意见，具资深公务员背景的行政会议成员如罗范椒芬、叶刘淑仪等认为，应按通讯局建议发3张牌照，否则很难向市民交代，但其他行会成员较多倾向只发两张牌，不发牌予香港电视，其中，张志刚发言较为积极，最后特首梁振英按照行会成员发言显示的取向，在未有正式记名投票下拍板。同一天，《明报》还在A3发表“特稿”，引述所谓“建制派人士”消息称，早在去年就知道，中央对香港电视不满。
本地所谓主流媒体猜测，香港电视出局是因为王维基曾公开表示不做香港的“中央电视台”。那是牵强附会。然而，爱国爱港阵营需要加强思想理论和舆论工作是无可置疑的。
本地所谓主流媒体对于特区政府原则批准免费电视牌照做偏颇反应，这毫不意外。香港回归以来，法治和新闻自由一直是本地政治两大敏感领域；反对派一贯以中央或特区政府动摇法治或新闻自由做藉口，攻击中央或特区政府。这一回发放免费电视牌照，不论谁出局，都会被扣上政治大帽子。因此，不明白为什么特区政府赶在公布政改咨询时间之前公布关于免费电视牌照的决定？短短两天，就有多达40万个网上签名声援香港电视，难道不在特区政府“心战室”衮衮诸公的估计之中？
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自今年以来相继公布对于亚洲电视和无线电视的处理决定，可以说，是为香港特区政府批出免费电视牌照做铺垫。令人不能不怀疑有人精心算计，将批准免费电视牌照与公布政改咨询在时机上相配合，授反对派以炮製和煽动舆论之机会。
有人以上世纪90年代港英政府开放香港电讯市场为例，批评现届特区政府不向香港电视发免费电视牌照。事实是，二者不能相提并论。20多年前，港英政府开放香港电讯市场，引入竞争，香港居民获得便捷低廉的电讯服务；那时，电讯未与传媒结合。今天，电讯日益与传媒结合而融合。在香港电讯领域拥有相对优势的财团，如果全面进入香港传媒领域，那么，该财团对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力不容低估。
纯粹的电讯服务是提供信息传输而不涉及信息内容。与媒体相结合而融合的电讯则是既提供信息内容又提供信息传输。
因此，关于特区政府原则批准增发两个免费电视服务牌照，香港社会各界更应当关注谁将是最大受益者，换言之，香港电讯和传媒领域未来竞争格局将是哪一个财团、进而将是哪一个政治阵营佔上风。惟有深入思考并正确解答了这一问题，方能明白现届政府10月15日所做决定之底蕴。
现届政府可不可以增发3张牌照令皆大喜欢而避免政治争议？关于这一问题，应当换一个表述：3年前第三届政府决定增发免费电视牌照採取“充分开放”的态度是否妥当？王维基在10月17日记者会上披露，2009年底当时特区政府有关官员邀请他参与竞投免费电视牌照，直至现届政府公布决定，他一直未想过政府会对有关申请採取遴选办法。在这一点上，我愿意相信王维基，否则，他不会已投放多达9亿港元来迎接有关牌照。
行会“内幕”再被媒体披露
《明报》披露行政会议内幕消息，反映有人破坏行政会议保密和集体负责制。从2003年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买车事件遭当时行政会议成员泄露以来，行政会议保密和集体负责制一再遭受破坏，几乎接近于虚设。董建华作为行政长官没有对2003年行政会议保密制第一次被破坏彻查和追究。曾荫权接任行政长官后，更是熟视无睹。现任行政长官的民意支持度和管治班子构成，令他即使欲整顿纲纪也是难上加难。
值得注意的是，10月17日晚有线电视新闻披露行政会议讨论时共有3位公务员背景的非官方成员（除《明报》披露的两位外还有林焕光）主张香港电视也获牌照，其意尽在不言中。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