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千福是将香港错综复杂愈益尖锐的政治形势不仅简单化而且“玫瑰”化，戴耀廷则是将不可调和的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归咎爱国爱港阵营，企图给反对派披一件愿意妥协甚至和解的外衣。二者表面看大相径庭，其实殊途同归为一个共同目标──争取所谓“真普选”而夺去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
9月24日，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夏千福在香港美国商会举行的午餐会发表演说称：“‘亲民主’、‘亲北京’这些政治大标籤并没有反映出香港的现实。反正我尚未遇到过谁是‘反民主’或‘反中国’的。”9月27日，戴耀廷在《信报》A26“法治人”专栏发表《请放下“二元”敌我思维》，与夏千福相呼应。
戴耀廷煞有介事地指责：“反对‘佔中’的人常以‘二元’的逻辑思维看问题，由于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对的，是‘正’的，因此他们反对的‘佔中’，就必然是错的，甚至是‘邪’的。”戴耀廷进一步批评：“从社会纷争的论述看，我们可以见到这种‘二元’思维才是导致社会纷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与他们‘要没有动乱的民主’的说法背道而驰。当争议双方假设各自的立场是对立的，争议必然变为‘零和之争’，即是我赢，便是你输；或是我输，就是你赢。这样，双方的纷争便很难化解。看来反‘佔中’者不是要化解纷争，而是要加剧纷争。”
夏千福戴耀廷互相呼应
夏千福是将香港错综复杂愈益尖锐的政治形势不仅简单化而且“玫瑰”化。戴耀廷则是将不可调和的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归咎爱国爱港阵营，企图给反对派披一件愿意妥协甚至和解的外衣。二者表面看大相径庭，其实殊途同归为一个共同目标——争取所谓“真普选”而夺去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
让我们先来分析戴耀廷的诡辩。
戴氏应当记得，今年2月和3月，他借助本港一家平面媒体的周日版喋喋不休地兜售“佔中”设想时，反覆说明一个基本观点和一个基本策略。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央不会同意反对派所要的“真普选”，因此，他主张反对派採取一个基本策略即“极端威慑策略”。戴氏一再表示：“佔领中环”是个“核弹”。在“佔中”发动和准备阶段，欲发挥威胁中央的效果，如果中央不退让，则“引爆”。所以，他十分重视“佔中”的动员过程，称：要使每个参与者都懂得“按掣引爆”，关键在于很长时间策划，力量来自planning×commitment×number of people（计划×参加者承担×人数）。戴耀廷难道忘记了他在得意忘形时说过的那些话？他在上引文章中居然厚颜无耻地指责爱国爱港阵营怀抱“二元”敌我思维，所暴露的是九流政客的嘴脸，毫无斯文学者的风度。
将矛盾归咎反“佔中”阵营
毋须解释，爱国爱港阵营组织反“佔中”运动，是因为反对派发动“佔中”，前因后果是清楚的。爱国爱港阵营之所以坚决反对和抵制“佔中”，不仅因为后者是错的，而且，因为后者公然违法，破坏香港至为重要的法治秩序，会给香港金融经济和七百万居民福祉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夏千福抵港履新已有两个月，他难道不知道“佔中”构思者戴耀廷所说极其偏激的话？夏千福竟然称“反正我尚未遇到过谁是‘反民主’或‘反中国’的”。这与“鸵鸟”惯用策略有何区别？
戴耀廷称：“从社会纷争的论述看，我们可以见到这种‘二元’思维才是导致社会纷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就提出来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香港社会纷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今天，香港社会纷争反映政治矛盾、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确不能仅仅从任何一方面去分析。但是，其中，政治矛盾是主要的，关于这一点，香港社会有共识，分歧在于如何看香港政治矛盾，例如，戴耀廷就将香港政治矛盾归咎反“佔中”的爱国爱港阵营。
香港政治的“今天”是香港政治的“昨天”延续下来的。早在2000年出版的拙著《香港跨入新纪元的脚步──“一国两制”的最初实践》中，我就提出，从1984年以来，香港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分歧的观点。从2003年7月以来，我在一系列政论中指出，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分歧恶化为对立。
反对派正在施展“软”策略
九七前，爱国爱港中坚力量一直被港英当局压制而处于香港社会底层和周围。今天，民建联首任主席曾钰成感慨民建联缺乏似模像样的行政长官候选人，根子即在于此。
即使特区成立后，若干西方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操纵香港。从特区第二任政府开始，组建管治班子，始终排斥坚定的爱国爱港人士。
近两年来，香港社会出现对内地居民在香港旅游、购物、置业、经商等的负面宣传和政策排斥。
凡此种种，请问：是谁在製造“二元”敌我态势和相应思维？
中央对于香港，一直坚持“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同时因应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不断演变而与时俱进地调整完善各项政策和策略。将香港近30年、尤其近17年歷史全部重播，就能清晰地看到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既然香港面对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对立愈益恶化，那么，无论争取普选还是实现普选，都必须使香港的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返回协调和一致的轨道。
夏千福假扮天真描绘香港政治玫瑰图景，戴耀廷道貌岸然指责“二元”敌我思维，反对派正在施展“软”策略。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