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所以也可以说改革方向是不坚定的。
吴敬琏：方向是不坚定的，但是我说形成共识则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最近有几件事，一个就是高铁，高铁号称是“中国模式”创造的奇迹，是个什么奇迹？很清楚嘛。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
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记者：那你觉得政改为什么一直不能推动？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到底包括哪几种人？
吴敬琏：那是另外一件事，你得一步步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北京的空气污染，他们去年还嘴硬啊，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这是干涉我们内政，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我们不行啊。
记者：现在体制内改革派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吴敬琏：这没有统计。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我也不想去揣测到底他那边力量大还是我这边力量大。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记者：不过渐进式改革成功的例子也不多，历史上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吴敬琏：这就很难说了，为什么中国人就命中注定了走不出死胡同呢？我认为改革存在两种可能性，我愿意朝着一个好的可能性努力。只能这样说，你说我预测明天的改革就一定能胜利，那我也没办法做这个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