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条文可见，《基本法》的法源来自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要想修改《基本法》，权不在立法会，而是在人大。而中国人大的修宪有其一定的程序，不是靠个人或团体说改就改。
当然，作为香港的个人或团体，以及政党，他们对《基本法》有什么想加以修改的，自可提出他们的意见，但一旦进入修宪程序，则是要广泛咨询，提议或撰写草案，再提呈人大讨论通过。因为宪法属国家大法，是法律之源，不但要从多元利益的角度去考量，更要从深度去考虑其长远的好坏影响，因此任何国家都会将立宪工作很严肃与严谨去处理。个人或团体在立宪的角色是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宪法条文制定下来后，有不符合自己要求的，也可循宪法程序规定下来的方法寻求再修宪，再没结果，也可进行反对，在人权法容许范围内去反对，一旦超出人权法容许的法律权利，例如採用暴力行动去争取修宪，便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一般国际上经常看到的现象。
修宪是假对抗是真
可是照一般研究“公民抗命”的学术见解，都会指出像修宪这么繁复的工作，而且其程序又非一般负责行政的政府独自能满足其诉求，而是要动用国家立法机关去做这个“大手术”。因此“公民抗命”不会去採取那么大而繁复的修宪诉求，因为“公民抗命”会採用违法行动去争取其诉求，而“公民抗命”一般都是为争取具体而易于界定的利益行事，像修宪那么繁复的公共议题，要取得全民一致行动去参与抗命，无异是“海底捞针”。用修宪来向人大抗命，以修宪程序去看，更是不知所谓！
在此，要向“佔中”作出一点建议，当发动“公民抗命”那么叫人犯法的事，最好不要只谈抗命有什么大公大义，更不能避而不谈的是向大家讲解所提的诉求，其可行性如何？像普选那样的诉求，一旦谈其诉求的“可行性”时，便可知道不在立法会先启动立法方案，根本就有“可行性”的疑问了。修宪也然，一谈到其“可行性”时，便会知道何从下手的问题。
作者为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