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宾格勒之外，另一位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此前就将德国人精神上站起来赋予更大的宗教内涵和历史必然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领先世界的奥秘：新教。
中国的斯宾格勒、韦伯在哪里？换言之，中国如何面对普世价值，以精神立国？这是中国的学术自信、学术自觉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笔者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所要探讨的，其学术价值与历史使命由此展开。
中国面临的问题多多。如果真有普世价值，融入普世价值体系就能解决中国问题，那倒也简单。我们惟愿如此。只是，这个世界并非这么简单。中国也很复杂。与此同时，价值的普世性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发展道路，需要一代代中国人在广泛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去探索、去创新，而不可能指望通过接轨到彼岸世界就能找到答案。
一句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须破除普世价值神话。正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没有普世价值，只有价值的普世性，更准确地说是“普适性”。不说清楚普世价值问题，中国梦就只能在做普世梦与特色梦之间徘徊，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说清楚价值有普世性问题，不去追求人类共同价值，中国梦甚至不及古代天下梦的关怀，缺乏历史与实践自觉。
从农耕型走向工业（信息）型、从内陆型走向海洋型、从地区型走向全球型的中华文明，不得不再次面向西方。不过，这次是民族自觉行为、自主选择。它要解决的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的问题，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注定要继承、发展、创新当年将“西天”的佛教变成华夏之佛学、神州之禅宗相类似的壮举，将西方的普世价值之术内化为中国之道——人类共同价值，从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