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界定这个职位，目前该职的人员任命主要以通过相关领导的商榷、省委书记‘把关’的形式为主。”竹立家说。
在竹立家看来，设置“一把手”助理弊大于利。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员太多了。”他说，由此带来的就是“虚职养人”的现状，浪费公共资源。
熊文钊则认为，助理工作内容一般是帮助市长处理某些方面的事务，而副市长就是市长的助手，再增设“助理”就是叠床架屋。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这也是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减少领导职数”的命题。
正职只有一个，减少的只能是副职。副职过多最显而易见的弊端在于，官员过多，相应地增加了为副职领导服务的副秘书长、秘书、司机等人员，进而导致文件多、会议多、讲话多，极大地增加了行政成本。
“无必要设就不设，要设就精简。”熊文钊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以往是“运动式”精简，减下来再涨，再减再涨。但由于没有法律约束，所以各地对策也多，“风头上降下来了，风头一过又涨上去”。
如果机构改革不通过法制化的途径来做，那么，机构合并或撤销的随意性很大，就不够科学，也无法用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熊文钊表示，不公开，不征求公众和专家的意见，不进行科学论证，缺乏法定程序，就会过多地考虑人员位置安排本身。
“编制也是个体制结构的问题，现在是按照党内的规则来处理，实际上这个问题要法定化，就是公开。”他建议，加强组织和编制立法，如有违反，要有追究机制，要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