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大卫 卡梅伦与英国前外交大臣、现工党领导人爱德 米利班德（Ed Miliband）提交给下议院的提案与奥巴马提交给国会的草案决议之间的区别让人深思。在英国，对叙利亚问题的讨论给人的感觉不是站在一个好“警察”的角度，而更像是从一个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心地慈善、乐善好施的人）”的角度，讨论的保护目的胜过惩罚目的。美英两国向国会的提案都提到要减缓叙利亚公民遭受的苦难，并且强调进行人道主义的干涉。尽管卡梅伦和米利班德运用的法律依据引人质疑，表示为了保护叙利亚民众，西方国家的军事打击是有必要的，以试图绕过安理会的反对决议。但奥巴马的草拟决议只提到要“保护美国和它的盟友以及伙伴”，说的好像整个世界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威胁一样。
奥巴马承诺，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是有限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这当然受人欢迎。不会对叙利亚实施像伊拉克那样的震慑行动，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存感激。但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战争使命发生的变化、为战而战的危险都隐藏其中。
奥巴马的草拟决议中提到需要解决叙利亚的政治问题，还号召紧急重启日内瓦会谈。奥巴马这样做是愤世嫉俗还是仅仅因为天真？目前为止，造成日内瓦会谈（Geneva talks）不能展开的原因在于，叙利亚反对派不愿做出妥协，反对派不愿意无条件的参与会谈。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只会让反对派把会谈继续推迟。停火的希望——到目前为止最可信和最具原则性保护叙利亚民众生命安全的机制——将会再次变得渺茫。
停火最大的希望在于美国民众。伊拉克8年战争的徒劳无功、阿富汗战争的挫败、数千士兵的死亡以及数万士兵落下残废，并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引发了现在美国民众对攻打叙利亚的质疑。也不仅仅是因为当前财政紧缩、资金不足。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问题超出了帝国扩张的范畴。二十年前，美国人为美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而骄傲。他们认为他们在冷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如今，他们看到了当年终结历史的必胜信念给他埋下的陷阱。美国军工复合体（U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和华盛顿的权力精英们感到极其的不安。即使无人机和导弹可以为美国开辟一个进行无人员伤亡军事干涉的时代，奥巴马却仍试图号召美国人重新扮演起惩罚者的角色来处理问题。接下来的国会辩论将会非常重要，是否向叙利亚开战，就看接下来的一周代表美国人民的国会怎么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