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周刊》的选择，基本上基于我对杂志业的判断。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在杂志社内部提出了一个概念，新媒体时代做“新关系媒体”。
所谓新关系媒体，就是在品牌影响力的前提下，在经营上转型，不是单纯地依靠传统广告或活动模式（我们的传统经营做的本也不好），而是转向服务与资源整合，或许打开一个新天空。传统媒体已经深陷泥淖，任何向前的努力挣扎，表面上看似是腾挪开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其实是陷的更深了。
这个时候，稳定心神，寻找身边称手的棍子绳子，支撑自己，才能拉自己出泥淖，而不是挣扎向前。这根棍子绳子，就是媒体所拥有的品牌。中国周刊这四年来在内容生产方面的努力，已经为它积累了一定的口碑。所以，擦亮品牌，活用品牌，整合资源，传统的营销或许也能别开生面，为转型提供物质支持。擦亮品牌，首要的自然是学会利用新的传播技术传播平台，这一点我们虽然也在努力，但做得显然不够。
除此之外，从传统杂志操作来说，还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独特的内容生产，这是媒体机构保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媒体属性的基础，也是媒体品牌的价值所系，也是我们这些人愿意坚守传统媒体的价值所在。没有这个，媒体就不再是媒体，只剩下商业，那就不再值得坚守。基于技术进步对受众消费习惯的改变，中国周刊在选题议程设置和报道方式上，都做了调整和探讨，以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一点，我曾有专文谈过，也有颇多收获。
所以，在许多同行节约采编成本不再强调原创性内容的时候，《中国周刊》一直坚持在原创性内容上投入人力物力，以赢得影响力和公众的信赖。没有原创性的内容，靠摘编，是不可能真正拥有话语权的。
事实上，这种独特的内容，靠自媒体是无法完全完成的，这是团队合作的产品。这种产品，理论上本身也是能够实现商业价值的。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山寨之风下，法律不能保护创作者的权益。比如今年中国周刊所做的许多报道，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甚至纸介质上都有广泛传播，但许多同业在传播时，不仅抹掉了中国周刊的印记，还打上了自己媒体的印记，这显然不是同业没有版权意识。这种山寨海盗行为，其实是加速摧毁传统媒体业的一种力量，而同业的这种行为，恰恰是助纣为虐，落井下石。这也是传统媒体自身核心价值无法真正彰显，只能沦为技术主导型媒体、蓝领工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新媒体时代，内容价值的回归，技术壁垒可以维系很短的销售时间，长远看还需法律保障。
第二个方面，是媒体内容生产的产品化。去年下半年，我的同行朋友，计算机世界的黄翔和IT经理世界的黎筝，在媒体内容生产的产品化方面给了我许多教益，可惜，我商业意识不够，反应迟缓。
直到今年很晚，中国周刊才开始内容产品化的尝试，既是整合资源，也为经营转型准备。虽然，刚开始，非专业人员操作，但也已有所收获。总结下来，感觉还是有甜头。所以，产品化和资源整合，最近正在成为我们内部的流行词。
在中国媒体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一个毒瘤一直伴随着媒体的发展，那就是一些无良媒体，它们不是通过专业服务获得市场，扰乱了媒体业的正常经营秩序，也让这个行业正常的营销传播投入，转化为“灭火”的公关行为，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进一步抽干了媒体发展应该获得的正常市场。经济的恶化，这一点未来可能会更厉害。
除了部分内容专项产品化为，今年上半年，电商领域的营销名家、曾任凡客和京东副总裁的吴声兄，对我们中国周刊所做传统内容的产品化方面，给我提了不少建议，让我茅塞顿开。不过，真正做到，不仅需要人力调配，更需要我们内部观念的调整，尤其是我的观念的调整。在产品化及做好服务的同时，我们同样会遇到一些令人悲哀的场景。
去年以来，我看到了问题，却没有能够真正去落实，行动的迟缓，一再贻误战机，以至于我的同事在会上批评我，只是一个理论家。如何从书生办刊，真正转身为一个有点良知的会谈钱的出版商，于我，也是一个痛苦的抉择，甚至，比杂志的转身可能更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