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彼得斯：中国——只是改革受阻吗？

　　这促使中国政府在2012年初针对这种发展趋势进行深入讨论并采取相应措施，抑制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出，并引导已流出的资本重新回到实体经济。

　　一个信号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对私营经济开放金融市场，让市场经济的力量来解决“温州问题”。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有人提出要把“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作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领导层毫无保留地支持这种立场：“在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和企业家等都是生产要素，所有生产要素之间自由组合，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乃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不竭动力，这就要求金融自由和企业家精神同时在场。……因此要有健康完备的企业家精神，就必须在金融制度上松绑。”2001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认可了私营资本家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从政治意义上理解，这可以被视为政府打算广泛利用私有资产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现在的舆论与当时相比，似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于是，在中国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各种力量都希望能够影响到政府的改革方向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银行高层会议也在其列。会议的主题体现在世界银行主席罗伯特·佐利克所介绍和阐述的报告——《实现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发展：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国际经验》中。这份报告是在李克强的建议下，由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的研究机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共同研究撰写的，并且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批准。

　　佐利克开始就讲到，中国如果改变其经济模式进行深层次发展，那么，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就能够达到16000美元，是现在水平的3倍。这样将对国际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能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树立典范，证明实现经济发展不必以牺牲社会和环境绩效或是全球责任为代价。随后佐利克讲到报告的核心部分，对未来20年的新发展战略提出建议，并提出了以六个战略支柱为基础的改革计划：

　　（1）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2）适应全球资本与企业家市场相连的开放型社会体系；

　　（3）促进绿色增长；

　　（4）为全民提供平等机会和社会基本保障；

　　（5）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促进金融稳定；

　　（6）确保中国作为国际伙伴继续融入全球市场。

　　中国应以这六点建议为出发点，思考怎样将自身的发展需求与国际责任相结合，这样才可能成为全球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

　　这份改革建议的侧重点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而忽视了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等问题。众所周知，列宁在他的新经济政策中认为，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下的市场经济能够使国有企业通过精确核算获得利润。就这点而言，尚无法了解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和控制它的势力以及参与报告的中方力量这三方利益之间达成了多少共识，分歧点在哪里，分歧程度如何。但显而易见的是，各种势力都在寻求利用当今中国转型的形势，以便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更贴近他们的设想。

　　对改革辩论的认知

　　有这样一个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在两会期间，关于改革的讨论并没有太多的劳动群众参与其中，更确切地说，这种讨论主要是在各种精英集团之间进行的，而这些人也左右着这场辩论中的官方观点。

　　这些精英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在评估之前的改革成果、当前的改革形势和今后的改革方向时，表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第一类群体是改革至今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利益与当前的改革形势密不可分，基本持保持现状的立场。这些人首先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管理层、正式职工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他们现在被视为改革的阻挠者。第二类人认为，就社会两极分化和腐败而言，之前的改革基本是失败的，某些方面应该恢复早些年的政策和方法。这些人被看作是“偏左的”。第三类精英集团认为，走出当前改革困境的出路，首先是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对私有资本作进一步的让步，强化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扩大与国际大企业的科技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