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还有多种维度和表现形式。比如，在发达民主国家，约翰斯顿教授定义的“权势市场腐败”就尤其泛滥成灾。但是这种腐败如政治竞选捐款，利益集团游说，“旋转门”等已被合法化，换言之就是法制化的腐败。比如说，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指数排名上，美国相当靠前，也就是说相当廉洁。但是在美国公众的印象中，远不是这么一回事。77%的美国人相信民选官员为捐款人服务，仅有19%的美国人相信他们是为美国的根本利益服务（盖洛普）；59%的美国人认为选举不过是一场价高者得的拍卖游戏，仅有37%的美国人相信候选人的素质和能力决定胜负（盖洛普）；70%的美国人认为整个政府完全被利益集团操纵，根本不反映国民的真正意愿（《新闻周刊》民调）；93%的美国人认为政客会照顾竞选资金的捐助者(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报道)。在通常意义下，这些数字必然证明公众认为腐败严重泛滥，但是任何评级体系都不会予以收录，仅仅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
现在再回头看中国的腐败问题。腐败对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历朝各代都曾遭遇过严重的腐败。但在世界各国中，中国腐败的根源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一定程度上根植于儒家文官阶层——士大夫的角色困境。千百年里，士大夫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但其地位并非来自于等级制或世袭制，而是通过科举制的选拔晋身，出身平民，效忠皇权。士大夫的身份和地位，要求其必须恪守克己复礼、以致大同的道德理想，这一理想被北宋杰出的士大夫范仲淹提炼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百年来，中国民众按照这一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视为“百姓父母”的文武百官。与此相对，儒家经典也推崇安定有序富足的家庭社会理想，即“小康”，让所有人包括官员的私欲和利益都能适得其所。不期而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宣布要在中国建成小康社会。数千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一直传承着这两种充满张力却又矛盾的理想，这也是中国式腐败千年泛滥的深层根源。
明朝御史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明朝官员的俸禄很低，反腐的法律十分严酷，但腐败泛滥到极点。海瑞为官十分廉洁，合法的俸禄很低，以至于无法维持家庭的生计。据说，一年之中，海瑞只在母亲寿辰日吃一次肉，他的两任妻子相继自杀。当下中国也有类似的困境，经济蓬勃发展，牟利诱惑无孔不入，政治权力却仍要恪守无私奉献的道德理想，这种矛盾和张力可能是当前腐败的深层根源之一。王岐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反腐的中纪委书记，他的月薪可能仅相当于富人一餐的花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30年，腐败程度相对较低，因为当时经济是公有制，几乎没有私人财产。市场化改革启动后，私人领域发展起来，腐败也随之泛滥。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财富落差，成为腐败问题严重化的主要诱因。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理想，承担着民众的道德期许，这导致党政官员陷入不为圣徒便为窃贼的尴尬困境。这种源于文化传统的深刻困境，决定了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或美国的“旋转门”模式，都不可能获得中国民众的认同。在“反腐败秘诀”之类的大作中，根本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一困境的药方。
对世界各国来说，腐败的根源千差万别，以至于很难指望依靠预先定制的，舶来的，但脱离本国现有制度和文化背景的药方来遏制腐败。对中国来说，中共自身的反腐机制依旧是遏制腐败最有效的药方，决策者应致力于强化既有的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盲目求医于舶来的药方。很多专家鼓吹中国应推动政治改革，引进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政治体制，这一药方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成倍的腐败（也许会是现在的腐败量乘个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