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的改革中，很多人认为农村的土地流转改革可以释放巨大的红利，能够让农民脱贫致富，这显然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中国的城市土地价格在过去10多年来的暴涨，其本质是工业化和人口迁入的结果。而农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人口净流出的地方，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衰落现象，而这种现象难道是可以通过土地私有化来改变的吗？中国农村未来肯定会普遍实行集中居住的模式，因此，耕地面积将有所增加，但即便中国的耕地面积增加10%，也只是让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上升一个百分点左右（从10%上升至11%），因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已经不大了。
当然，集中居住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上减少支出总规模、提高集约度和服务效率。但不管如何，过去30多年来中国对三农的欠账是最大的，要解决三农问题，现在来看，只有借债还欠账了。
目前，中国的企业、金融机构加上政府与私人的总负债占GDP的比重大约在270%左右，这比10年前有惊人的上升，今后的政策挑战是如何让债务水平缓慢上升同时经济还是保持平稳增长。这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去杠杆的最好方式是爆发危机，但其代价是经济衰退。作为决策者，最终还是会选择维持经济平稳前提下的小修小补，也就是增量改革为主，存量部分尽量少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改革红利不容乐观的原因。
克服改革悖论：降低触发改革的临界点
顶层设计理论是基于对改革和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系统性思考，但在现实中经过顶层设计的改革难有成功案例。因为改革是对利益格局的再调整，总是动力与阻力并存。从过去的案例看，改革密度较大的时期往往是经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阶段，如上世纪90年代初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触发了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冲动，而高通胀又让国债发行困难，于是国债发行模式的创新就顺理成章了，包括资本市场上国债期货这一新工具的推出，也是倒逼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同样是基于当时大量国企面临亏损的窘况。而过去10年中国改革力度相对较小的原因，也在于经济处于高增长阶段，无论是通胀水平还是财政状况，都比较理想。而今后1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压力将明显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财政赤字与债务问题、企业亏损问题等都将陆续显现出来。这就会逐步形成倒逼机制，从而触发改革。
比如，根据国务院颁发的鼓励民企投资的新36条，国企应该从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而目前竞争性行业如钢铁、有色、船舶制造、水泥等行业已经出现了严峻的产能过剩，国有企业愿意退出吗？最终退出的可能还是在信贷、订单等获得上处于劣势的民营企业。而只有当国企连年亏损或资不抵债时，才有可能触发国企国资改革。但若到那个时候再改革，国企国资已经卖不出好价钱了，即改革的成本进一步提高，红利进一步下降。因此，依据顶层设计来进行改革往往推不动，而到了奄奄一息时再改革，则成本巨大，这构成了改革悖论。
那么，应该如何来克服改革悖论、降低改革成本、提升改革红利呢？关键是要想方设法尽早启动改革，而这个改革又是通过倒逼来开展，当倒逼压力足够大时，改革就容易形成共识。因此，应该研究如何来降低触发改革的临界点或沸点，从而推动改革及早进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对于触动利益的以动存量为核心的改革，可以先从外围改革入手，如国企国资改革，可以从要素价格改革、行业准入改革入手，以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定价和打破垄断来动摇某些国企的垄断地位。目前在推进的利率市场化、外派劳务合同工的同工同酬等，其实都在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提高现有国企的运营成本。接下来的外围改革还有很多，如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重构社会信用体系等。
其次，让过去形同虚设或监督不到位的合法监督渠道发挥其应有职能。从目前中国现有的监督架构看，似乎非常健全，大的方面有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小的方面有各级监管部门、公检法、纪委监察机构等。但实际监督效果如何？
最后，进一步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和社会舆论导向的功能，提高透明度。从目前情况看，社会监督对经济改革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新媒体大大加快了信息传播和信息对称的速度，对政务信息的披露要求也越来越高，已经对三公消费的支出构成一定的制约作用，这显然是有利于促成社会共识的形成，从而加速倒逼改革的步伐。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