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从逻辑上讲，改革的空间尚存，因此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红利之说法，也被普遍接受。然而，从财务角度看，假定利润全部变成红利，则红利等于收入减去成本，也就是改革红利等于改革的收益减去改革成本。尽管可以预期未来的改革收益很可观，但改革的成本究竟有多大，还是应该充分论证。否则，只谈改革预期收益而不估算可能要支付的成本，就难以确定红利的大小。
中国的改革成本不断递增
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看，改革和开放确实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两大动力，其中，不断加大开放力度，让中国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出口额全球第一；而改革则让劳动生产率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推动了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回顾过去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大部分改革举措的推出，并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过去的一大堆改革，并不具备系统性、逻辑性和全面性。正如邓小平所倡导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价格改革要闯红灯。这就是著名的改革三论：摸论、猫论和闯论。
因此，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容易改革的领域，基本上都已改了，而剩下需要改革的领域，都属于改革成本较高的领域。这些领域，几乎都曾提出过改革的要求或者改革方案，但进展迟缓。比如，10多年前国务院有关部委就提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主张，但直到今年年初，国务院才批转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而过去10年，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10年，收入分配不公的利益格局，基本已经固化，改革的成本已经大大提高了。
就个税改革而言，财政部很早就提出向以家庭为计征单位的综合税改革方案，但迄今没有太大进展。而只有个税改革才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案之一，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据，中国高收入者只贡献了个税收入的35%左右，而美国高收入者贡献了70%以上的个税收入。就个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占比而言，中国大约只占7%左右，而美国要占50%左右。但从近期来看，个税改革显然没有被纳入时间表。
纵观这些年中国在各个领域内的改革，进展较大的是金融领域和社保领域，前者不触及具体利益，后者是财政的净投入。而在触及利益的领域，如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国企国资改革领域，进展就不大。如目前正在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其本质还是一个减税方案，阻力比较小。
从诸多改革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过去10年改革的迟缓与改革成本的上升有关，这就隐含着改革的净收益即改革的红利因成本上升而减小甚至为负的因素。因此唯一的对策就是暂不作为，或拖延改革，期望将来某一时点的改革成本会大幅下降。这种想法虽然也符合经济学原理，但它忽视了时间也有成本，即当期改革或许是负收益，但未来可以获得正收益。或者，当前的改革成本很高，但未来的改革成本再加上拖延时间成本会更高。
未来的改革将让中国债务水平快速提升
可以预期，未来的改革领域很广，如财税及行政体制改革仍将继续，虽然空间很大，但阻力不小，要触动现存利益格局，必然要支付巨大成本。如房产税改革试点已经有了好几年，但获得的税收收入却少得可怜，原因在于改革力度偏小，征税的条件过于宽松，且查处力度不大。
而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简政放权，但从以往的改革结果看，公务员规模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越来越多，说明过去的行政体制改革，都是形式重于实质，只要权力不受约束、监管形同虚设，就难以有根本的转变。如过去在行政放权的同时，新增审批事项的数量又在不断增加。而要真正削减公务员数量，下放权力，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付出极大的代价，如部门撤并与公务员安置的成本将非常大。
因此，如前所述的旨在改革存量、调整结构的举措举步维艰，或推进需要支付巨额成本，那么，只有类似新增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如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房改革、社保制度改革等。但这都需要消耗大量财力。中国的可悲之处在于，当过去财政收入以每年20%-30%的惊人增速扩大时，并没有着手去解决社保的资金缺口问题，没有去力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也没有趁机加大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力度。如今，当经济减速、财税收入增速回落、老龄化问题及社会其他问题显现时，才不得不增加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故中国经济在欠账式增长结束之后，必然要经受负债式维稳阶段。这类似于日本当年的经济特征，而不同之处是中国的债务膨胀来得比日本更早，即所谓的“未富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