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美国也曾采取相当严厉的态度去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和思想，后因冷战需要，不再做进一步的努力，东京审判就留有很大余地。虽然判处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死刑，可像冈村宁茨、梅津美治郎这样的重要战犯却被宣布无罪，后又把一些判刑的战犯陆续释放。战后日本将这些战犯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固然是因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与美国对战犯的宽容处理也不无关系。东京审判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天皇没有到庭受审，客观上等于为天皇开脱战争罪责，对日本国民而言，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既然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他们也就自我原谅了。保留天皇而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象征，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却也成为不负责任的象征，从而也就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没有像德国一样同过去彻底决裂，旧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基础依然保有很大的市场。
随着原苏联力量的增长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开始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主要敌人。使美国对日本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思想采取了放任甚至纵容的态度，特别是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片面对日媾和，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就基本终结。
概言之，战争的受损程度、盟国占领体制的差别，以及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导致日本没有认真地去清理这场战争和历史。
第二个因素是，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也助长了日本的右倾化。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进一步确认下来了。单一的民族被分裂成两个直接对抗的国家，这个悲惨的现实时时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此乃二战带给他们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虽然苏联占领其北方四岛，但它没有民族分裂的痛苦，又因位于东亚而免于处在对抗的中心。日本的这一处境容易使一部分国民尤其是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忘记二战的灾难。
同战后德国积极回归欧洲、修复与邻国关系的选择不同，战后日本并未重回亚洲大家庭，搞好同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它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尽管冷战时期日本与西德都竭力寻求华盛顿的庇护，但日本更多地依赖美国。二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础即是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也是如此，其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也不积极主动。当然日本的这种倾向也不是战后才出现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耻于自己是亚洲国家的一员，出现了所谓“脱亚入欧”论，理由无非是亚洲各国落后。此后这一思想成为日本历届政府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因为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同日本抗衡，使得日本政府和人民多少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错觉，即日本可以利用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要求来冲淡对过去的不愉快回忆，并用现实的经济关系代替对战争罪责的道歉。美国政府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