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是传统社会的主导力量
对于从秦汉到明清这一长达二千多年的社会性质，中国学者一直试图发现一个能够最契合实际、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概念来命名。先是在上世纪40年代，王亚南先生提出“官僚政治”和“官僚社会”之说；大约十年前，“'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先生提出“官家主义”概念；近年也有学者，提出可用“官治主义”。李慎之先生曾经主张用“皇权专制主义”，但皇权专制仍需通过选拔和任用官吏去实行，因此实质相通。
综观这些概念，核心都是“官”。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即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官”上，都注意到了官僚是传统社会的主导力量。
与今天相比，中国古代官僚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皇权不下县”，即政府基层组织只到县一级，县一级以下主要靠乡绅自治。二是管的事情不多，地方官吏主要管两件事：财政、司法，在省级，便是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县一级便是县令一般要配两个秘书--钱粮师爷和刑名师爷。三是官吏的数量并不太多。中国历代在职官员人数，按明末学者朱国桢的说法，汉代是7500多人，唐代是18000多人，宋代是34000余人，明末为24000余人。而清代的数字更准确，因为现在仍留有各个时期的全国官员名录，统计结果大致是27000人。这些数字，一般是指行政系统的文官数量，军队武官未计在内。
既然具有上述特征，为何官僚能成为社会主导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公权力的代表，是社会秩序的提供者。社会秩序后面是社会博弈规则，而官僚集团则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规则如何制定和执行，可以影响每个人的命运，其思想、行为的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在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情况，官僚集团就形成许多坏思想，发展出了许多坏习气、坏作风，这些通常都被看作是官僚主义。显而易见，官僚对社会生活介入越深，控制的资源越多，公权力受实际约束越小，则坏思想、坏习气、坏作风就会越多，官僚主义也就会越严重。
官僚主义甚至损害国家主权
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二十种、三十种乃至百种千种。毛泽东曾经指出，有一种“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其具体表现为“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作奸犯科，害党害国”等等。历史上，官僚主义也有诸如此类的表现，其危害甚至更大，因为官僚处理的不仅是国内事务，还要代表国家处理对外关系，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仍持严重的官僚主义态度，有时就会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损害国家主权。
众所周知，《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条约。不过，这个条约除了割地赔款的条款之外，还有一些隐藏复杂历史信息的条款。比如第十条，英文写有这样的内容：“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 which tariff shall be publicly notifi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中文意思是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便加重多收，关税则例要公开。海关要征税，对进出口商品的税收标准都有明文规定，比如茶叶出口一担征税银1.279两、棉花进口每担征银0.298两之类，而且这个标准也是公开的，不仅清政府订有《商税则例》，而且为了使商人清楚知道交多少税，通常还要树立木牌以示公告的。那为什么英国人要在《南京条约》里写上这样的条款呢？原因是大清海关官吏的官僚主义，按1830年12月24日英国在华商人递交下议院的请愿书中的说法，“从一艘外国船到达时起，它的业务就受到海关低级官吏们为了勒索非法征课而起的借故留难”，让英国人吃尽苦头。由此引发诸多纷争，英国人为此不断抗议，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提出的要求中，均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未能解决，所以到《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人就写入了这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