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经历了分税制之后的1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威胁持续增长的因素也陆续开始显现。这包括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固定的汇率开始受到指责而被迫升值；日益突出的人口老化，城乡间、内地沿海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出现下降，基础教育的普及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支出提高了非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成本。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和“新常态”的出现的冲击对中国的增长放缓迹象更是雪上加霜。
很清楚，眼前的增长放缓是原有的增长机制与改变的增长条件之间正在产生摩擦的信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与我在去年9月的一次关于中国增长减速的对话中都认同，中国显然已经进入到两种增长模式转换间的过渡期。很多经济体在这个过渡期里束手无策而陷入长期增长停滞。中国是否能平稳过渡到新的增长阶段上去，是李克强总理面临的挑战。
不过，在中国应对这个挑战并不像搬动长城那样的无望。中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巨大，这意味着仅仅是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就能立刻帮助改善落后地区的增长率，并提高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过去5年，出现资本回报下降的产业资本正在努力从沿海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落户。在增长模式转换的过渡期内，这当然是对持续增长的必要支持。
但是，与朱镕基时期的情况不同，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上，中国今天面临了更多的竞争对手。长远来说，除了资本的转移，在新的成本和劳动力结构条件下，中国需要激励能不断提升生产率和鼓励附加值升级的经济活动以进一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机制上去鼓励和诱导技术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李克强执政之初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2.0版，用意显而易见。产业和技术的转型升级是“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一个习惯于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目录上鼓励增长的经济如何自主实现技术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是李克强政府正要回答的难题。回答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政府选择并决定扮演什么角色，采用什么样的功能性政策。即使经济学家的争论从未休止，但过去10多年来中国政府显然一直努力在加强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力度和中央部委相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势，2008年以来尤甚。这样的做法和政策正在受到知识界和社会精英们越来越多的批评。而看起来李克强正在试图改变这个纵向控制的趋势，把更多的协调变成横向的，并将这个职能还给地方和市场。为此，在技术与产业升级问题上，他似乎试着做“减法”：努力避免整齐划一和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减少政府部委过多的干预，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不是留在中央部委，给予地方更多的试验空间和自由。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这是值得肯定的改革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