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对之前财政过度分权的一个反应。看上去那个改革实现了财政上的再集权，但财政的再集权对后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总体上却是很正面的——它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扭转了中央财政收入相对下降的趋势，但同时却没有对地方政府维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产生抑制和扭曲。而这一点常常令很多经济学家不解。
2011年11月4日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举办的“The World Economy年度中国讲座”中，我以《朱镕基可能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为题发表了英文演讲。在演讲中，我分析了分税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我的答案简单来说就是，与1994年之前中央与地方间实行的收入分成制不同，1994年的分税制则更接近了“财政联邦主义”的机制。
我一直说，分税制改革是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最重要一环，有了它，中央与地方才在分权与集权的循环中实现了激励的一致性，维持了确保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的利益结构。而且，在分税制以后，不仅中央财政集中了足够的收入，而且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同盟不再牢靠，这使得后来朱镕基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变得相对容易。事实上，分税制改革激励了地方政府加快地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福利分配和住房分配市场化的节奏，也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
不可否认，朱镕基改革之后的20年间中国经济迎来了黄金增长时期。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增长潜能的最大值出现在了朱镕基的那个十年（1993-2003年间），但却有足够证据表明，1984-1994年间实行的向地方的过度分权以及庞大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存在不能帮助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妨碍了增长潜能的持续而充分的释放。
如此看来，李克强今天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再是被计划经济成分和庞大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困扰的问题，不再是中央与地方激励不兼容的问题。中央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和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也早已淡出我们的视野。跟朱镕基不一样，李克强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防止一个依然拥有增长潜力的经济发生增长过早放缓的问题。正如黄育川(Yukon Huang)教授最近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事实上，经济过早放缓出现在大多数发展中的经济中，而且“正是增长过早放缓导致了多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在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的经济出现增长的过早放缓很像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增长的过早放缓不是因为它们的增长潜力释放殆尽，而是支持增长的条件受到外部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原来的增长机制难以迅速调整以适应改变的条件。理论上说，增长条件的改变常常是由持续的收入增长所致。因此，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持续的增长会变得困难，增长停滞的威胁不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