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指“拒中抗共”势力与爱国爱港阵营之间的对垒，是若干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较量的一部分或一个缩影。香港社会基本矛盾是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至于转变为鲜明的阶级对立。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发动“佔领中环”运动，反映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恶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香港社会基本矛盾恶化，同时香港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矛盾也在激化。
当前，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都愈益恶化，同时，香港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矛盾也在激化。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指“拒中抗共”势力与爱国爱港阵营之间的对垒，是若干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较量的一部分或一个缩影。香港社会基本矛盾是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至于原先科层结构转变为鲜明的阶级对立。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发动“佔领中环”运动，反映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恶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香港社会基本矛盾恶化。
不能疏忽的是，自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以来，香港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矛盾浮现；第四届政府上任以来，香港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矛盾激化。香港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矛盾受制于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又有其特殊性，即：政治、社会基本矛盾涵盖香港社会，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矛盾则局限于香港政治上层和大财团。
西方势力操弄特区政治
7月16日下午，香港发展论坛举行讲座，由陈启宗和林奋强谈关于香港发展前景的看法。本来以为这是为林奋强作为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休假”復出而演奏序曲，不料陈启宗在发言中攻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为“大罪人”，夺了人们的眼球。尽管翌日梁振英澄清他与曾俊华“合作无间”，但陈启宗坚持他对曾俊华是“大罪人”的指责。香港政坛内情多少有点掌握者则明白，关于曾俊华守财、阻挠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而成香港“大罪人”的指责固然言过其实；但是，行政长官管治班子“合作无间”之说也属溢美之词。
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之所以空前激烈，首先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到了一个摊牌的关头。某西方国家既不愿意唐英年上台更不乐意梁振英执政，希望第四任行政长官与第三任行政长官“如出一辙”。于是，表面上“捧唐打梁”，背地里先后炮製唐英年和梁振英的“僭建事件”，先是加剧唐和梁及其核心支持者之间的对抗，再让梁振英未就职便成“跛脚鸭”。
诚然，香港社会基本矛盾也对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唐和梁的个人背景不同，在竞选过程中对社会阶级分野的两极态度不同，对二人在竞选过程大多数时间的民意支持率产生决定性影响。
无法将“梁营”扩为“香港营”
然而，在两位行政长官候选人背后，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更准确地说，不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分别推举两位行政长官候选人。从而，在竞选过程的大多数时间形成民意与行政长官选委会之间观点的明显反差。
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看，梁振英是弱的。香港几乎所有大财团都不支持或不看好梁振英能够坐上行政长官的位子。在梁振英当选后，这一方面力量对比有所变化，一些原先挺唐的改为挺梁。但是，梁振英无法也不可能将“梁营”扩编为“香港营”。
陈启宗炮轰曾俊华，暴露梁振英只能取得一部分高级政务官背景的问责官员可靠支持。7月16日那场讲座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张志刚，联繫最近其他几位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公开发表的不同政见，可以说，在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中，梁振英的忠实支持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野一目了然。从需要有可靠者支持角度看，林奋强不宜“久休”。但是，香港政治形格势禁，行政长官不能不犹豫不决。
炮轰财政司司长馀波未了，7月19日晚，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李嘉诚集团的“和黄”于6月决定出售旗下香港百佳超级市场。尽管翌日李嘉诚强调这是一项商业决定，无政治考虑；和黄发表声明称，出售香港百佳不是意味?和黄从香港撤资。但是，香港社会不乏关于这是反映李嘉诚与梁振英不和、对后者管治香港缺乏信心的议论。
营商环境受到“佔中”影响
李嘉诚回答和黄拟出售香港百佳没有政治考虑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几乎所有商人回答类似问题都会採取的标准答案。但是，稍具现代商业知识者都知道，任何一项重大商业决策都不可能不涉及关于政治因素的评估，差别只在于有关评估在不同商业决策中所佔分量会有差异。
耐人寻味的是，没有人公开评析和黄此项重大战略性决策是否与“佔领中环”运动有关。但我相信，香港社会不乏私下做此评析者。事实是，和黄此项战略决策，会触发其他大财团乃至香港整个商界、金融界，都深思如何应对“佔中”将会引发的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情势急变。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恶化，不可能不对香港营商环境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国际化大财团，不可能不从全球角度审视风险与回报比率，作相应决策。只是希望从香港成长的大财团，在採取重要决策时能够顾及香港长远利益。
7月16日陈启宗炮轰曾俊华与7月19日美国媒体披露和黄拟出售香港百佳，不会有直接关联。但是，两件事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或折射当前香港政局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二者联繫起来看，让人看到香港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矛盾在激化。
作者：杨 坚 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