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囚徒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叫“官民囚徒困境”，它来自中国讲亲情的“犯规文化”和讲裙带的“官本位文化”。在官员那里，“犯规文化”和“官本位文化”结合出贪污腐败和 低公信力，低公信力反过来使官员只能更依赖“暴力威信”。在民众那里，地方官员的低公信力加剧了“犯规心理”。“ 官民囚徒困境”的要害是“低公信力”和“犯规心理”的恶性循环， “地广人多高流动”也加强了机会主义倾向。连地方政府都没有威信，城管就更别要提了。城管没有威信，商贩违规摆摊也习以为常，城管只能靠暴力威胁树立威信，结果城管就更没威信。 长期博弈的结果是，商贩不可能消除“犯规心理”，城管不可能确立“暴力威信”。
关于城管威信问题，《人民日报》曾有文章也说，城管从原来的“做坏了是错，做好了也是错”，到如今的“做不做，都是错”，似乎已经掉进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 西佗认为：当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其实也是一种“狼来啦效用”。
“囚徒困境”的第二层叫“圈外人囚徒困境”，它来自我们中国人的“双轨道德”。“双轨道德”就是圈里人和圈外人“里外有别”的区别对待，加上用“书面说的一套”去掩饰“实际 做的一套”。“ 圈外人囚徒困境”导致那个“角色效应”更加无情，城管因此更倾向于烦躁无礼、大打出手，商贩则因此更倾向于不把外在规则当回事，双方的对立也因此加剧。
滑稽的是，临武城管在出事前曾声称要继续“感动执法”。就在2013年7月5日，某网站曾于刊出武县城管局的投稿，文章的题目是“郴州市：临武县城管执法队员转变执法方式得到群众好 评”，文章不仅说要摒弃以往“骂、赶”的执法方式，还要尽量帮助瓜农把农产品移到自产自销农产品兜售区。这，就叫用“书面说的一套”去掩饰“实际做的一套”，“感动执法”只能是 例外或假话。
“囚徒困境”的第三层叫“单解压囚徒困境”，它来自中国单一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怨气的单渠道解压方式。在西方，社会怨气可以通过埋怨不同政党的执政错误、新闻舆论的自由监督等 等多种方式来解压；在中国，“ 单解压囚徒困境”导致中央与地方的分割以及现实和网络的分割，地方一出事就只能盼着中央出面，现实一出事就只能上网宣泄。如此，谁也别怪怨气都集中 在地方和网上，谁也别怪城管和商贩的对立因此被上升为一种商贩和公众借机泄愤的手段。
所以有人说存在着“三个中国”。微博上的中国：民怨沸腾，义愤填膺，仿佛民不聊生；媒体上的中国：和谐幸福，高效运转，仿佛复兴在望；生活中的中国：忙碌挣扎，麻木坚忍， 仿佛风平浪静。
这个“三重囚徒困境”发生在官民之间，也发生在百姓之间。说起来外国也有这种三重现象，只是中国的程度与人不同。程度是魔鬼，个性的差异很难缓和整体的程度问题。“三重囚 徒困境”是由制定与文化的信任缺失引起的，信任缺失是官民之间、百姓之间、生熟人社会之间的信任缺失，当信任缺失变成一种稳定预期时，稳定预期就包含了对“犯规心理”和“不服心 理”的稳定预期。结果，我们中国人都似乎“小事不谦让，大事不妥协”，“小事不怕违规，大事不怕违法”，很多事情总要等到“事后”才能被迫“摆平”。
实际上，“三重囚徒困境”也是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经常超出正常范围的根本原因。“囚徒困境”之所以是困境，因为别人不改自己改了也没用，结果都在等别人改，谁也不可能先改。更重 要的是，这里不能再简单地用“好人”和“坏人”来看问题， 具体情景中的博弈各方在某种意义上都变成了“受害者”。我们处在一个“坏结构”里，换了谁都改变不了人的行为。
“囚徒困境”根本无法靠“从我做起”得到破解，只有“制度与文化”双管齐下，才能解决“从我做起”之后的“以德报德”的社会预期，我们也才有可能看到出路。 药方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更大的问题是采用和操作药方的人，他们必须由此得到最大的一般利益和最大的精神利益才有可能行动。在此之前，骂城管的祖宗也没用，每盘棋都会是“死棋”，最多也只能是“双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