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三重囚徒困境”
2013年7月17日，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被城管活活打死。邓正加先在违规摊点被扣四个西瓜，后在合法摊点与城管发生冲突；被骂为“土匪”的城管高喊“要打就打死”，最终导致 了“头有两血印，颅内有淤血”的惨死悲剧。
《人民日报》在同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不可否认，城管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只是少数不文明现象被媒体放大后变成‘一地城管出事，全国城管蒙羞’。”2011年国内首份“城管 网络形象分析报告”也有“部分城管人员在执法中的行为失当，造成其网络形象妖魔化”的说法。
如果城管真的是被妖魔化了，那么，延安城管双脚跳踩一男子头部、西安城管殴打70岁卖水老人、江西城管酒后闹事、武昌城管十几人殴打开颅手术者、昆明城管殴打怀孕妇女、安徽淮北城 管打伤高考学生致其放弃高考、湖北天门魏文华拍照时被城管打死、江苏南京刘师傅被城管喷辣椒水、江苏连云港城管群殴村民、湖北监利县城管殴打被误成拍照的接电话者、云南昭通城管 将盲人乞丐打伤丢人水池、广州城管掐女商贩的脖子、兰州城管围殴残疾人、福建泉州城管殴打流动商贩、长沙城管群殴业主父子、哈尔滨城管街头殴打卖西瓜的商贩吴伟，等等等等，这些 又作何解释？
当然，在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城管被打的现象，如武汉一城管遭殴打并被当街扒裤、哈尔滨城管暴力执法导致千人围殴、沈阳商贩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等等。最滑稽的，还得算深圳城管遭 街道办同行当街扒裤的事件。夏俊峰的案例早发生在2009年5月16日，由于目击证人被禁止入庭作证，夏俊峰的自卫杀人一说成为孤证，最后法庭判其死刑，最高法院至今仍在复核。
2013年7月22日“新浪网”有一条热门微博是这么写的：“今天终于亲眼见到了城管暴力执法，真是往死里打啊！一群年轻力壮的城管围殴一个板车小贩，而且下死手，根本不管是不是要害。 图中人已经被按在车上了，后脑、脊柱等致命部位暴露无遗。如果不是围观群众上来解围恐怕非死即残。”
有人已经编出来了一首《城管之歌》：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开着专车，出来转转。带上罚单，带上证件，掖着棍棒，马路上看看。摊上没收了一些拖鞋，中午混来了一桌好饭。收来罚款给 领导数数，没收的秤砣让领导看见。常出来转转出来转转，哪怕是砸个西瓜摔个碗，咱比起公安还是不咋滴呀，一辈子不容易呀，就欺负个商贩玩玩。
古时候迷信的人说，什么事儿编出了歌谣，就快出大事情了。但是，无论“城管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还是“网络形象妖魔化”都不得要领。我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城管的 事总得有人去做，如果这件事情让你或你的亲人去做，情况会不一样吗？问题是“大多数好”或“大多数坏”那么简单吗？
2010年美国有个电影叫《叛狱风云》，故事是根据1971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制作的。实验主持人、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2007年出版了《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 的》一书，书中借用“路西法如何从天使堕落成撒旦”的警喻，讲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详细经过。当年的实验是让招募的志愿者在一所模拟监狱中扮演囚犯和狱警，可不料假戏真做， 不到一个星期，实验就因暴力失控而中止了。“路西法效应”告诉我们：当“好人”在特定情境里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 得，要么用任务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总之， 情景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坏事”，而受害者也会觉得他们总处在不利的地位上。
“路西法效应”其实就是“角色效应”，当你进入角色时，你就会情不自禁和理所当然地做角色所赋予和要求你做的事情，以至于法律和道德都会被抛在一边。 但是，如果“角色效 应”普遍灵验，我们应该看到其他国家也会有同样频繁的“城管风波”。事实当然是没有，所以，中国的“城管风波”肯定另有原因。不错，在当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城管和商贩之间的“ 角色效应”还另有三重制度与文化的特色，正是这个“三重囚徒困境”导致了中国的“城管 -商贩博弈”更加离奇。
“囚徒困境”本来是讲特定情景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想通过不合作而获得更大的利益。“囚徒困境”的困顿之处是：当双方不合作的最坏结果经过长期博弈而稳定下来时，任何一方都 不可能通过单独改变合作策略而获得好处。商贩不合作就是在违规摊点卖货，城管不合作就是态度蛮横、暴力威胁；商贩不合作的好处是货卖得更好，城管不合作的好处是任务完成得更顺利 、自己也更威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