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是一种有限信任。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政府面临的公共管理问题越来越复杂，突发事件更是对政府管理的巨大挑战，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引发政府信任危机;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在事件中角色的差异、个人期望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差异。另外，互联网社会、快餐文化的形成，导致公众对政府往往是感性信任而不是理性信任，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些变化，则会导致公众信任的下降，这可能会表现为公众的制度自信不足。
现阶段我国民众社会焦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制度自信不足，这是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其所表达的政治不信任，大多没有特别的政治恶意。有研究发现，我国当前的政治不信任的特点是：公众对上级党政部门的信任要超过对基层和地方党政部门的信任，且党政部门的级别越高其所获得的信任度越高，对中央的信任度最高，群众往往担心中央的政策在下面执行的时候走了样。这说明民众对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还是信任的。民众的政治不信任在表达上尚处于可控范围，因此，对于民众表达政治不信任，我们不能漠视，但也不能恐慌，应理性对待。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被打破，在构建和谐均衡利益新格局之前，格局调整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协调、不稳定、不平衡的过程，从而引起人们对改革前景的迷茫，这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从政治信任的角度来讲，只有不断推进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制度信任，才能使人们对未来有一个稳定而乐观的预期，提升人们的制度自信。
注释
1 Mathew R. Cleargy and Susan C. Stokes. Democracy and the Culture of Skepticism: Political Trust in Argentina and Mexico,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p.14.
2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96页。
3 [英] 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倪孝铨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第71页。
4 上官酒瑞：“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
5 上官酒瑞：“靠单纯经济增长赢得的政治信任是短命的”，《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0日。
6 张康之、李传军：《行政伦理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7～414页。
7 上官酒瑞：“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5期。
8 郝宇青、时晓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的状况考察”，《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9 [美] 马克·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71～72页。
10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