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行政和财政体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主导作用，绝大部分大中小城市都有做大做强的梦，都想“做加法”，即使是一些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建制镇都想扩张规模。但必须要看到，中国人口出生率继续走低，总人口日益接近峰值，同时在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人口流动加剧的格局下，各城市人口数量必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这也就意味着，一些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产业进一步聚集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市、农村人口会减少；即便是在大城市之间，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一些大城市也可能因为产业聚焦、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问题发生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中国部分城市必须要考虑“做减法”。
实际上，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率日益提高，部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可能已触及安全线。尽管地方政府因为预算法规定不许负债，但地方暗度陈仓搞城市投融资平台负债、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现象很普遍。这种隐性高负债率出发点就是“做加法”。
但行政主导下的城市化，不仅会让地方政府有持续的投资冲动，而且不遵循市场规律的产业聚集，其发展很可能不具可持续性。一旦产业发展失去后劲，可能导致投资浪费、人口大量迁出，留下鬼城，那么底特律的噩梦很可能在中国上演。
底特律破产事件中的人口因素是一个提醒：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的快速大量迁移（可以是迁进，也可以是迁出）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繁荣，也可能是破产。中国地方城市政府必须对城镇化战略进行一些根本性调整，要因地制宜制定各地的整城镇化战略，这样也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让各种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避免大量投资浪费和空城、鬼城的出现。
当然，要想让中国地方城市政府进行这种调整，中央政府必然进行一些制度上的改革。并通过上层制度改革，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改变这种地方政府不顾市场规律、盲目做加法的“造城”行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城镇化才有可能得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