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反三，从底特律短短的六十年之间人口迁徙出去60%以上，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美国的人口迁移率。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人口迁移报告显示，2006至2010年间，美国五年人口迁移率约为35%，全美境内共有4730万人一年内曾搬家，其中1730万人是跨境搬迁。在迁移的人口中，大部分会留在原县区——美国州以下最大的行政区（61%，历史最高点）。同时，在不同州之间迁移的美国人占16%，在一个州不同县区间迁移的占19%。这些数据都表明，美国的人口迁移率尽管对比以前有所下降，但整体上还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受产业、收入、环境、公共服务等各种因素动态变化的影响，加上制度上日益鼓励人口自由迁徙、城市间产业、人口争斗的竞争日益激烈，人口迁移率将越来越高。中国在2000年到2010年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些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45%、37%、29%、27%。这几年北京和上海一年新吸纳的常住人口都接近60万人口左右，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城市的市区人口规模。而在表现人口迁徙最主体的是农民工上，201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分布最集中的是地级市，占33.9%；次之是县级市，占23.7%；第三是省会城市，占20.5%；第四是直辖市，占10.3%；建制镇最少，占8.9%。
与2009年相比，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县级市的农民工比率分别上升了1.2、0.7和5.2个百分点，在地级市的农民工比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在建制镇的农民工比率下降了4.9个百分点，这都可见中国人口迁徙力度在加大，而且向大城市聚焦的趋势很明显。
从底特律从辉煌到衰败的历程和原因上可以看出，一个城市要想得到发展产业和人口聚焦能力是至关重要。这对于目前正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放到更高战略地位上的中国需要好好的借鉴，尤其要对因为产业引导的人口迁移率日益走高，最终导致的人口再分布要有更精细化的预估。
当前，由于中国的行政和财政体制的主导，绝大部分中国大中小城市都有做大做强的梦，都想做加法，即使是一些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建制镇都想扩张规模。但必须要看到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继续走低，中国未来的总人口日益接近峰值，同时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人口流动加剧的格局下，各城市人口数量必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也就是意味着，一些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产业进一步聚焦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市、农村人口是会出现减少；即使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中小同级别的城市之间，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一些大城市也可能因为产业聚焦、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中国部分城市必须要考虑未来是要做减法的。
实质上，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是缺钱的，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率日益提高，部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可能触及到安全线。尽管中国城市政府因为预算法规定不许负债，所以暗渡陈仓搞城市投融资平台来负债，主要是投入到城市的基础设施领域中。这种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高负债率出发点是源于想做加法，如果底特律的破产能让中国地方政府意识到在城镇化过程人口迁移可能需要做减法，那么中国地方城市政府就必须对自身城镇化战略进行一些根本性调整。这种因地制宜，根据人口迁移来调整城镇化战略，必定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也会让中国的各种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避免出现大量的投资浪费和空城、鬼城的出现。
当然，要想让中国地方城市政府进行这种调整，中国中央政府要通过底特律破产这一惨痛现实，进行一些制度上的改革。通过制度改革，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避免地方政府过于主导经济造成不顾规律的盲目造城；要通过制度改革，让地方政府改变追求大的基本思路走向追求精的思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城镇化才有可能得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