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提出过“休克政策”。当时哈佛大学的杰弗里 萨克斯又提出了“休克疗法”。1989年，索罗斯出钱支持萨克斯等推行波兰版“休克疗法”，即“巴尔采罗维奇计划”（The Balcerowicz Plan）。接下来就是苏联1990年出台的五百天走向市场经济的计划。我当时刚到耶鲁大学教书，经济系与政治系的同事们都在热烈地、煞有介事地谈论苏联的500天转型计划，仿佛美妙的资本主义新世界指日可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不是没有想过休克疗法。1988年4月开始“物价闯关”。当时的理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萨克斯“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壕堑”的理由暗通。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结果，这则消息马上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性抢购，情况一片混乱。在这种局面下，决策者不得不短暂叫停物价闯关。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发出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指马上就要完成，而是需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它还宣布，下半年将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以安定民心。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
但正是在此期间，休克政策的倡导者，米尔顿 弗里德曼第二次来到中国。1988年9月11日，他在上海见了江泽民。然后，在张五常与“北京朋友”的安排下，弗里德曼跑到中国首都，给200多位官员作报告，主要谈价格双轨制的问题。他访京的高潮是与赵紫阳会面，双方谈得如此投机，以至于会见时间由原定的半个小时延长到了两个小时。
据《薛暮桥回忆录》（418页）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但赵紫阳似乎并未完全放弃闯过物价关的想法。1989年春，他派安志文等人到香港，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蒋硕杰等六位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经济。这些人的主张是，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据说他们的见解让赵紫阳“很受启发”。当然后来发生的“风波”致使休克型的变革路线无疾而终。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在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
就在中国的“风波”达到巅峰的同一天，波兰于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结果团结工会压倒性击败共产党（统一工人党），选举产生了东欧首位非共产党总理，掀开了苏东政权转移的序幕。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一倒一大片。10月18日，东德总统昂纳克宣布辞职；10月2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人民共和国”易名为“共和国”；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被迫辞职，次年2月，共产党自行放弃一党专权体制；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这样的剧变一次又一次地在东欧各国上演，那些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变色。到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原来看似强大无比的超级大国苏联也开始崩溃了。最后一块骨牌于1991年12月26日倒下：苏联正式解体了。
这就是我当时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回到中国问题上，当时海外有一批人（如李湘鲁、张欣、杨小凯）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我思考，中国将向何去？世界将向何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它马上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几位原来的朋友（如李少民、李三元）对我的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不应在没有实现民主的情况下，谈国家能力问题。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难以实现。我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 Brudny，以及犹他大学的童燕齐教授一度筹备组织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我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俄罗斯推广民主，但在俄罗斯目睹的惨状更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我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保守主义’”等。
正好在这段时间，胡鞍钢来到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我俩一拍即合，在合作中，各自向对方取长补短。1993年5月，胡鞍钢返回国内；6月中旬，我俩发表了《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后来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